7月1日至3日，以“領導力4.0：全球化新時代的成功之道”為主題的2019年夏季達沃斯論壇在大連舉行。論壇期間，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李鐵就我國智慧城市建設、城市發展斷層等城市和城鎮化發展熱點問題接受了新華網的專訪。

以下為訪談實錄摘編：

1.? 政府應放低身段把智慧城市的各項應用交給市場

“只有形成最廣泛的應用基礎，智慧城市建設才能形成收益，此后才能在競爭過程中形成技術變革，推動技術水平的提高。政府應該要放低身段，把智慧城市的各項應用交給市場，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選擇。”

?

主持人：在推進智慧城市過程中，您認為應如何更好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李鐵：關于智慧城市的說法很多，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判斷。我國互聯網應用廣泛，在無現金支付、智慧停車、共享經濟、網約車、外賣、快遞等方面都已實現智慧化，已經走在世界前面，可以說中國的城市至少已經實現1.0的智慧化。它是基于互聯網的廣泛應用、人工智能的智慧化。這個智慧化是基于市場的，而不是基于政府的。

談智慧化的時候，我們更關注的是市場的應用。這種應用在完善后進一步向社會普及的時候，政府可以購買它用于政府管理和治理應用的一部分功能。在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的社會應用過程中，與政府相關的很多項目其實已經做到智慧化。政府辦公系統內部的數據處理可以完全交給市場來做，只不過要制定一個圍欄，劃清涉密界限，由企業完成就可以。

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當提出智慧城市的時候，政府的熱情大于市場，那會使政府大量投入到最無效的運轉和管理中。這樣的運行模式效率低，不計成本，不產生收益，也不會產生技術變革。只有形成最廣泛的應用基礎，才能形成收益，此后才能在競爭過程中推動技術變革和升級。從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發展領域推動的技術變化，靠政府這一端是做不到的。我更偏重于政府應該放低身段，把智慧城市的各項應用交給市場，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選擇。

我們還看到，盡管一些城市政府在主觀上提出要搞一套智慧的管理系統，但另一方面政府的制度優勢也會體現出來，就是它對智慧應用沒有門檻，沒有固定的利益群體和利益結構能妨礙智慧管理系統的應用。之所以那么多壟斷技術、最先進的技術在發達國家被研發出來，但卻在中國形成更好的應用，就緣于中國有最大的城鎮化市場基礎，沒有已經既定的利益格局和制度體系。政府可以根據如何有利于經濟和社會發展以及有利于市民的需求，迅速決定技術應用和推廣，甚至基本是開放綠燈。沒有各種利益制約，這是我們最大的制度優勢。

?

2.? 城市發展面臨斷層必須釋放中小城市活力

“過去這些年，各級地方政府集中力量，通過行政區劃調整、土地指標的分配等計劃經濟的方式，促進要素向高等級的城市集中，雖然使得我國大城市發展很快，但是也造成了成本過高，抬高了城市的門檻，對未來的產業進入形成了一定的阻力。因此，我們必須釋放都市圈和城市群中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發展活力，降低成本，吸引產業進入。”

?

主持人：您曾表示，討論城市群時，不光要看到城市群數量，還要關注城市之間的內在關系，從政策制定的角度，您有哪些建議來進一步激發出中小城市發展的活力？

李鐵：中國城市有一個特點，是等級化的行政管理體制管理。等級越高，可以調動的資源越多，其要素聚集就越集中。在此體制機制運行之下，近二三十年我國城鎮化發展速度之快、城市建設速度之快是空前的，資源要素也就更多聚集在高等級城市。等級越高的城市，城市人口越多，城市的公共服務水平越高。

中國城市化最典型的標志，就是城市的現代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無論是北京、上海、深圳、廣州，所有城市都是高樓大廈，現代化城市崛地而起，但最大的問題就是成本。由于基礎設施成本增加、城市公共設施水平提高，城市的維持成本和進一步發展的成本，特別是土地等要素成本增加，造成未來新增產業的競爭力可能會降低。因為這些產業在大城市或者特大城市沒有低成本的空間來承接。特大和超大城市土地成本過高，同時，房價過高、生活成本提高，對社會的影響也是巨大的。這不僅迫使勞動力價格提升，而且由于戶籍居民因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而導致的福利提升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

所以當城市對所有外來人口產生排斥時，由此面臨的一個嚴峻的問題便是農民工市民化和新增的人口去向何方。如果這些問題不能解決，每年一個百分點的城鎮化增長速度就不可能真正實現。

產業要進入，承擔不了高成本，這意味著城市發展面臨一個斷層，需要通過新的空間發展，那就是都市圈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鎮。所以說疏解城市功能，降低城市發展成本，一定要通過中小城市和小城鎮來實現，中央提出了以城市群為主導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格局。過去這些年，我們集中力量，通過要素集中、等級化體制機制等來促進大城市發展；未來，我們必須在都市圈和城市群釋放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發展活力，降低成本，吸引產業進入。

新增的和存量農業轉移人口，也必須要有新的空間來承載。小城鎮和這些人口有天然的聯系，會以低成本的條件承載、接納這些人口，使其與可接納的產業形成有機結合，并釋放低成本產業發展的潛力。此外，還可以解決與他們收入水平相適應的住房，緩解城市居民對房價過高的不滿，從而真正實現一個合理、協調發展的城市群空間格局。

?

3.?? 我國城鎮化紅利仍有巨大釋放空間

“幾十年城鎮化的高速增長，對中國實體經濟發展起到推動作用。這一紅利尚有巨大的釋放空間。”

?

主持人：當前，我國的城鎮化率已接近60%。在您看來，城鎮化紅利還有多大可挖掘的空間？應選擇哪些路徑實現資源高效利用、降低發展成本？

李鐵：我國城鎮化已經達到59.58%，接近60%，如果按照每年一個百分點的速度發展，到2030年可以達到70%。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城鎮化基本目標已接近實現，因為畢竟是近14億人口的城鎮化；如果從實際的城鎮化質量來看，我們的城市化率才達到43.34%，和戶籍人口城鎮化有16個百分點的差距，大概是2億多的人口。

我們現在面臨兩個問題：一是未來要適應城鎮化率每年一個百分點的增長速度，將來也有兩億人口要進城。二是存量人口如何享受到城鎮公共服務均等化。

今年，國家發展改革委頒布了2019年新型城鎮化試點重點任務通知，提出推進城鎮化進程的核心是解決質量問題。

城鎮化發展到底會對中國增長帶來哪些積極因素？首先，過去三十年，我們每年大概有1000-2000萬人口進入各類城鎮從事非農就業，農村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城市整體建設質量改善等方面確實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由此所帶來的經濟發展收益也是特別大的。城市消費和農村消費是不一樣的。城市人口的消費恩格爾系數下降到28%-29%，也進入到中上等收入國家的行列，消費內容會發生極大變化，這種變化會促進需求的變化：

一是對農產品需求的變化。這就要求農產品商品化及農業結構改善，需提供更豐富的農產品，也要求農產品質量的提升。這些對我國的鄉村振興會產生巨大的促進作用。二是會大大刺激工業制成品的消費。實際上，這幾十年來城鎮化高速增長，已對中國的實體經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中國城鎮化的紅利還沒有完全實現，因為還可以有3-4億人口進入城鎮，去購買住房，從農村消費轉向城市消費，帶動對實體經濟的需求，帶動人口結構的變化。這個紅利到目前為止還有巨大的釋放空間。

所以，巨大的紅利可以釋放至少15-20年，直至城鎮化率達到一定水平，在城鎮化質量提高方面再上一個新臺階，才可以說城鎮化進程已達到一個相對穩定期，我們整個經濟增長結構才會發生變化。

（新華網記者? 何凡）

————————————

微信編輯：一米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