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未來經濟競爭優勢的地緣基礎（geo-basis)是指該國到目前為止，在其自然稟賦（包括氣候條件、地理位置、疆土規模、自然資源等）與各種人文活動（包括社會、經濟、體制、宗教、文化等）的歷史積累和自然演進所形成的綜合基礎特征。地緣基礎兼具宏觀與底層的特征，是在超長時間段中逐步形成，并在可見的未來，如10-20年內基本不會改變。地緣基礎會同時影響著整體經濟的生產與需求兩端。這些元素所構成的特定組合，一方面反映出國家的特征，一方面為該國的經濟競爭力帶來特定的生長環境。

1、“高密度”為孕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企業提供廣闊本土市場和容錯環境

邁克.波特（Michael Porter）于《國家競爭優勢》中提出競爭優勢的基本理論，從微觀企業建立競爭優勢的角度推演出國家的競爭優勢如何建立，并提出國家競爭優勢鉆石模型（Michael Porter’s diamond model）。

圖1 波特“鉆石模型”

鉆石模型從商業經濟學的角度考慮生產要素、需求條件、企業自身、相關產業（實線），推演到國家層面則引入了政府和“機會”兩大外部要素（虛線）。“鉆石模型”的結論是沒有“比較優勢”的國家，仍然可以通過創新，特別是在本國挑剔的市場里成長起來的行業或產業，以其產品的性能和質量在國際市場上取得成功，從而獲得國家的競爭優勢。中國是一個高密度的大國，所以它的一些長期優勢必然會從這樣一個地緣基礎中產生，即中國大量的高密度大都市們如何應對高密度的過程中產生。

2、“高密度”引發的人均資源短板危機感，成為助推國家競爭力不斷提升的重要動力

一方面，出于對經濟和政治的獨立性考慮，人口、土地大國在國際競爭中需要保持長期競爭優勢，以穩固作為大國的國際競爭力和國際地位。不同于小國固有的需要依賴大國發展的理念，像中國等人口、土地大國，在其發展進程中形成的自立自足的意識形態要求國家謀求長期的競爭優勢作為持續發展的支撐。

另一方面，大國面對更加嚴峻的資源和人口支撐壓力，迫使其需要不斷提升內在競爭優勢。以日本為例，由于日本的自然資源稀缺，因此其在發展中尤其重視對資源的節約，務求充分利用每一寸資源，實現精益求精的發展，反過來造就了日本發展的“匠人精神”。

圖2 全球主要國家與地區“人口-面積”散點圖

（來源：講者ppt，下同）

1、“西疏東密”成為國土空間尺度下人口密度呈現的基本特征

中國國土幅員遼闊，人口基數較大，但人口分布呈現明顯“西疏東密”特征。如果按照全國面積計算，人口密度約為143人/平方，在全球處于中間水平。但是如果分區域計算中國的人口密度則會呈現明顯差異，大約94%人口住在胡煥庸線東側約44%的國土面積內，東側人口密度達到298人/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較大。根據毛其智教授的研究成果，預計未來中國人口會進一步向東部聚集。

圖3 全國人口密度分布規律

2、“地臺式高密度城市”成為中國都市圈高密度發展規律性特征

從城市層面上來看，東京的面積和人口雖然遠大于其他城市（紐約除外），但城市人口的密度與其他城市卻基本處在同一水平。這一點從建成區的數據上看更具說服力，東京建成區的面積和人口遠高于其他城市的建成區，但建成區的人口密度卻遠低于中國城市的建成區，說明東京人口的分布較為均勻，不同空間尺度下的人口密度差異較小，而中國都市圈的人口更加集聚在城市的建成區，不同空間尺度下的人口密度差異十分顯著，呈現典型的“地臺式高密度城市”的發展特征。從人口比重角度來看，中國各個大型都市圈（北京、廣佛、深莞等）人口占全國人口比例均在2%，而東京都市圈人口占全國人口比重達到30%，從側面也反映出中國都市圈的數量要遠遠高于其他國家。

表1 國際主要城市人口密度特征對比

圖4 大巴黎人口集聚空間布局特征

圖5 倫敦人口集聚空間布局特征

圖6 粵港澳大灣區人口集聚空間布局特征

3、城市范圍內高密度集聚同樣呈現不均衡集聚效應

以大連市為例，其城市發展的重要特征也是集聚和高密度。從空間尺度上看，大連市的高密度主要集中在沿海及重要的交通樞紐地區；從時間尺度上看1992年以來，大連市以每年新建約40個居住小區的速度發展，容積率也從之前的不足2.0%上升到現在的超過3.5%，而城市內各個行政區之間不同的集聚程度也呈現了不均衡的特征。

圖7 大連市不同容積率小區分布

（資料來源：李雪銘等. 城市住宅小區容積率時空分異研究——以大連市內四區為例）

大連市的發展歷程是中國大多數城市發展的縮影，高密度的集聚成為中國城市發展的主要特點。匯總全國主要城市統計數據，中國主要省份首位城市建成區的人口密度均超過15000人/平方公里，香港觀塘區和澳門半島的人口密度已經超過50000人/平方公里，集聚特征顯著。

圖8 中國城市人口密度三維分布圖

人類的消費活動分布是與其自身的分布緊密相關，并大多數情況下與其居住地在空間上保持一致。換言之，商業活動、教育、文化、體育、醫療、行政管理等都與人類活動的集中度緊密相關， “高密度”發展自然而然引發一系列優勢與不足。限于講座的時間，我們這里只講優勢。

1、高密度發展引發集聚經濟效應

高密度的發展優勢之一是其引發的集聚經濟效益。以產業集群為例，大量同質同類的產業集聚發展可以帶來如降低成本、刺激創新、提高效率、加劇競合等效應，提升整個區域的競爭能力，并形成一種集群競爭力。此外，高密度發展可以高效支撐基礎設施規模效應。高密度發展地區的基礎建設的成本相對較低，例如在城市建成區內4G光纖網絡覆蓋成本遠低于城市郊區。而地鐵、高鐵等大規模運輸系統如果有高人口密度點的支撐，可以大幅度降低人均環境成本和建設成本。

2、高密度發展可改善綜合可達性

綜合可達性表示在城市中的某個地點同時可以參與活動種類的多少。同一個地點，如果可以提供的活動種類越多，且距離其他地方的平均距離越小，該地的綜合可達性就越大，市中心的競爭力即源自于高綜合可達性。綜合可達性一方面與各種活動在城市的空間分布有關，另一方面也與交通運輸設施和網絡有重要關系。

從交通角度出發，設法提高交通運輸系統的效率、運送速度，從而使得城市高綜合可達性地區擁有更強的時空競爭力，一方面可以有利于進一步提升城市整體的綜合可達性，另一方面，同樣推動交通設施“投資-收益”最大化，實現共贏發展。

“高密度”包含兩個維度的概念，一個是縱向密度，即人口和崗位在有限的空間內積聚，體現在城市人口密度、容積率等的變化。另一個是橫向密度或者高可達性通道。高密度城市發展，就是縱橫“密度”這兩個維度之間、兩個尺度之間，不停地轉換演進。而交通運輸體系和城市發展的其他內在機制決定轉換的城市演變形態。

1、以TOD理念，推動“地臺式高密度城市”向“通道式高密度城市”集聚

香港的高密度發展依托城市地鐵形成了明顯的“通道式高密度城市”。香港的人口崗位“高密度”沿軌道在特定區域的分布特征，香港有43%人住在離地鐵站500米以內，32%住在一公里內，總共約有70%左右人口分布在軌道沿線在1km以內，崗位有84%分布在地鐵1km以內。香港“通道式高密度城市”的形成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地形地勢約束，而紐約、倫敦呈現同樣的特征則比較能夠解釋大城市“通道式高密度”的發展模式。

圖9 圍繞港鐵形成通道式高密度城市

圖10 香港、倫敦、紐約人口崗位軌道可達性對比

2、以降低全過程交通時間、提升綜合可達性為方向，推動“軌道上的都市”建設

解決密度過高引發的交通擁擠、環境污染等問題，同時又保持高密度的優勢，需要通過土地使用與交通系統配合，形成高效率的綜合可達性。對大都市而言，特別要有相應的運輸網絡即軌道交通通道和多式聯運協調。

東京即為典型的“軌道上的都市”發展樣板，通過不斷改善綜合可達性，在更大的空間尺度下保持高密度。東京都心三區擁有全球最高的晝夜人口差值，而東京軌道交通的高可達性，為東京都心三區大規模的通勤交通聯系提供可能。

圖11 國際城市晝夜人口密度對比 （箭頭旁數據為統計人口密度）

東京通過建立功能完善、層級分明的軌道交通網絡，依托軌道站點的綜合開發，降低全過程交通出行時間，提升了沿軌道通道的綜合可達性，從而促進了“軌道上的都市”的形成，支撐了都市圈范圍內人口的均衡擴展。而晝夜人口密度的差別不同，不僅反映每個城市的通勤情況，也直接與不同的“城市病”相關。

人口和社會經濟活動的高密度是中國的一個現實，有利有弊。如果我們視它為中國長期保持競爭優勢的地緣基礎元素，便可以利用高密度引發的集聚優勢進一步推動人口、資金、信息、創新等要素在空間上的組合優化。這種高密度所產生的特定需求越挑剔，越可能帶來各種相應的產業、產品和服務的高質量，形成中國在高密度生存這種空間中的競爭優勢。東京、紐約、巴黎等世界級城市以高能級交通設施網絡、交通與城市協同發展等技術手法，為各類資源要素的高密度集聚提供相應交通支撐。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長三角等中國城市群，將成為新一輪全球人口、科技、創新等資源要更高密度集聚的戰略增長點，如何為全球絕無僅有的高密度提供與之相應的高流動、高品質的交通出行機會與選擇，也成為中國超高密度區域發展所面臨的挑戰之一。

注：根據王緝憲教授2019年5月在深圳市城市交通規劃設計研究中心的演講整理，已經講者審閱。整理人：黃啟翔、羅天銘、周溶偉、何少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