鈦媒體丨張遠

隨著“最嚴垃圾分類”在上海的正式實施，全國的城市居民正在經歷一場史無前例的環保自我教育。

當人們一一分辨家中的垃圾屬于什么類別時，很難不發現外賣已經成為生活垃圾的一大源頭。

當中國的外賣用戶達到3.58億，這也意味著海量垃圾源源不斷的產生。“外賣垃圾”已經成為城市生活垃圾的重要組成部分。

“外賣垃圾”泛濫，環境成本被轉嫁

根據《紐約時報》5月28日的報道，科學家估計，2017年中國的在線外賣業務產生了160萬噸包裝垃圾，是兩年前的9倍。這其中包括120萬噸塑料盒、17.5萬噸一次性筷子、16.4萬噸塑料袋和4.4萬噸塑料勺子。據估計，2018年這一數字將增加到約200萬噸。

根據《2018年全國大、中城市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年報》，這相當于2017年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第十名佛山市城市生活垃圾的一半。因為包含剩飯剩菜、沾上油污，這些垃圾大多數都難以回收。

不僅如此，外賣平臺的差評機制也在鼓勵商家過度包裝。為了防止撒漏、餐具不足被顧客投訴，商家只能無差別地過度包裝、多送餐具。這無形中助長了“外賣垃圾”的泛濫。

早在2017年，美團和餓了么就在下單確認頁添加了“無需餐具”選項，然而大部分商家在統一的打包流程中并不會區別對待，仍然會照送不誤。這也讓“無需餐具”淪為雞肋功能。

在上海開始強制垃圾分類之后，餓了么于7月1日推出了“推薦無需餐具”功能，上海用戶下單時，平臺將不再默認提供餐具，需要用戶主動確認餐具數量。

然而，按照《紐約時報》的數字，與餐盒相比，餐具在外賣垃圾中僅占八分之一的比例。

美團外賣在2017年即啟動青山計劃，計劃到2020年攜手100家以上外賣包裝合作伙伴，尋求新的包裝解決方案，同時匯聚超過10萬家青山公益商家。通過青山基金和美團公益平臺支持社會公益組織，發展環保公益。但這樣的公益計劃并不能從平臺層面解決“外賣垃圾”的問題。

在《美團外賣2018社會影響力報告》中，除了青山計劃，另一項環保公益是將4000個外賣餐盒變身2000輛摩拜單車的擋泥板。然而，這樣的活動更多是公益宣傳性質，并不具有大規模推廣的可操作性。

外賣之所以能夠在中國星火燎原般大范圍流行，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將外賣垃圾的環境成本被轉嫁了出去。無論外賣商家、外賣平臺還是外賣消費者都無需承擔垃圾處理成本。

垃圾分類讓市民不敢叫外賣了

隨著垃圾分類開始在全國的推廣，立竿見影的短期效應是外賣垃圾的分類、處理成本被轉嫁到消費者頭上。

由于外賣餐盒和剩菜剩飯分別屬于干垃圾和濕垃圾，而且餐盒在扔之前還需清洗擦拭干凈，不少上海市民表示垃圾分類和扔垃圾的時間比吃外賣的時間還要長。

這讓外賣的一大優勢：不用洗碗喪失殆盡。何況塑料餐具比家用餐具的清洗難度更高，在辦公室等場合并不具備清洗的條件，這會讓不少人在點外賣之前會躊躇一番。

不僅如此，由于剩菜剩飯都需要當作濕垃圾來單獨處理，這會讓更多的人在點外賣時量力而為，盡可能減少外賣的頻次和單次的種類數量。

雖然外賣平臺沒有公布垃圾分類實施之后，上海的外賣訂單變化情況，然而隨著垃圾分類處理在46個大中城市的推廣普及，因為用戶垃圾處理成本（時間成本、心智成本、勞動成本）的上升，外賣市場增速必定會受影響。

從長期來看，無論是餐具可回收還是改進包裝設計，外賣平臺和商戶承擔起的環境成本最終也會轉移到用戶身上。

外賣小哥代扔垃圾為什么不靠譜？

不少人認為，垃圾分類對于外賣平臺也意味著新業務的機遇。畢竟，垃圾分類催生出“代扔垃圾”需求，數百萬外賣騎手在上門送外賣的同時可以順手幫用戶扔垃圾。

然而，這樣的想象只不過是“看上去很美”。

不久之前，餓了么上線了一項“代扔垃圾服務”。然而媒體試用之后卻發現該服務需要用戶提前將垃圾分好，外賣小哥只負責扔到指定垃圾桶。這項“新業務”不僅沒能受到用戶好評，反而飽受質疑。

因為，用戶的最大痛點并非“扔垃圾”，而是垃圾分類。然而，垃圾分類卻是一件費時勞心的專業工作，不僅耗時良久且需專業培訓，讓分秒必爭的騎手兼任這樣的服務是不現實的。

更何況，外賣騎手一旦與垃圾處理沾上邊，清潔無塵將難以保證，也會讓用戶懷疑對外賣的衛生狀況產生懷疑。

目前，在上海的一些小區已經出現了“代收垃圾”服務，在支付寶中也出現了垃圾分類回收小程序，但解決的仍然是扔垃圾而非分垃圾的“痛點”。對于扔垃圾來說，用戶的付費意愿并不強烈，大多數人寧肯自行解決。

并非所有的需求都能夠通過外包服務來解決，垃圾分類這樣的“微痛點”仍需市民自行承擔，這樣才不失推廣垃圾分類的環保意義。

可回收餐具能否大規模推廣？

早在垃圾分類開始推廣之前，已有少數商家出于差異化經營及吸引環保型用戶的考慮，進行了可回收餐具的實驗。

根據媒體報道，北京的“異口良食”在5家門店提供陶瓷碗、筷子、勺子可回收服務，每天能省下5000個塑料餐盒。在運營過程中，餐具的回收率在90%左右，單店鋪每個月因餐具丟失的損耗為3000元。

餐具可回收意味著外賣垃圾的消失，用戶也無需再為垃圾分類和處理而煩心。卻意味著外賣平臺和外賣商戶責任和成本的增加。

對于外賣平臺來說，商家自備的可回收餐具可能規格形態各異，包裝和配送難度將會上升。

騎手要承擔其回收餐具的責任，意味著在配送箱之外還要配備餐具箱，還要設計出一條回收、歸還路線，意味著配送員要和用戶約定好上門回收餐具的時間。

這些加起來無異于對于外賣服務的一次重新架構，也意味著成本的上升。

對于外賣商家來說，這意味著清洗、消毒餐具的設備、人工成本的增加，也意味著要承擔餐具無法回收的損耗。對于利潤本已微博的商家來說，這樣的成本增加無疑是不可承受的。

除非外賣平臺和商家通過提價的方式來將成本轉嫁，然而在未得到更好服務的情況下，大部分用戶并不愿意為這樣的環保行動買單，只會減少外賣消費。

垃圾分類讓外賣行業開始正視環境責任

總之，外賣行業在中國的野蠻生長，很大程度上縱容了商家和用戶對于一次性塑料的使用，不斷在加重城市垃圾處理的負擔。

在垃圾分類未強制推行之前，外賣行業各方對于“外賣垃圾”采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度，外賣平臺沒有動力去解決餐具垃圾，商家為了避免差評寧可過度包裝，用戶樂得一丟了事。

隨著垃圾分類的推進，各方不得不正視外賣所帶來的環境問題，目前成本主要落在了用戶身上。恐怕外賣平臺直到發現了訂單增速下降，才會認認真真考慮出手解決。

政府部門也應該從外賣平臺源頭入手，控制過度包裝、一次性塑料的使用，督促外賣平臺研究可回收餐具的大規模推廣。

以“垃圾圍城”為代價的外賣行業，到了該承擔起自己責任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