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案例的運用至少有兩千多年了。古人很早就認識到“法條有限，情罪無窮”這一矛盾，更有“情輕法重，法重情輕”的疑難處理。因此，“舉例說明”實際上就是“法律解釋”的另一種說法。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趙曉耕在《檢察日報》撰文說，據出土簡牘與正史文獻可知，歷代用“例”各有淵源，彼此傳承。

秦代有“廷行事”，漢代有“決事比”;自兩晉隋唐以降，有“故事”“格”“式”;宋有“指揮”“斷例”;明清有“條例”“事例”“則例”“通行”“成案”等。

如此繁多的史實名目，會使某些“法律人”聯想到近代以來“西法東漸”的英美“判例法”。

兩千多年來中國成文法典的法律傳統，古今皆然。而英美“判例法”特點，非其以例斷案，而是“遵循先例原則”，成為法律體系形成的淵源。

普通法(形象地稱為判例法)猶如一桶水，其中的成文法與衡平法不過是投入水桶中的石頭與木頭。或沉入水中占有一席之地，導致水位上升，或浮于水上，導致水面的平衡，但水仍舊是主體。

而中國歷來以法典法為主體，前述歷代之“例”，猶如水入石縫之中，不過是依附其間，彌合縫隙而已。

那種所謂傳統中國有著“混合法的傳統――成文法典法十英美判例法”的說辭，一如學界一度成為笑談的“中國古代也有英國式的文官制度”，因為中國古代官制中分“文官”“武官”。

此類錯誤，既成因于對“判例法”概念的混淆與誤解，也緣于對中國傳統所謂“例”的主觀想象。有此誤解，或許與西方強勢文化以及兩百年來國人受壓迫的心理陰影不無關系。

我們總不愿意承認不如人，更熱衷于“人有我也有”。

及至明清時期，“例”并非“案例”，已是高度抽象條文化(而非案件故事敘述式)的表達。與律典密切相關的“條例”則更是如此。

以清代為例，乾隆五年完成的《大清律例》，代表了傳統中國帝制時期的基本“律例”關系。形成了以“律”為宗，“例以輔律”，間用“通行”“成案”的體例傳統。要說后世傳承最相類似者，或許是民國時期“六法全書”的“判例解釋例”體系。

有清一代，至乾隆朝，定法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律文高度穩定，甚少大的改動，條例則隨時增刪，以補律文之不足；而條例又多緣于因疑難、典型的個案而提煉形成的“成案”與“通行”。二者的關系簡言之：

先有成案。成案多因疑難、典型的個案逐級上報“審轉”至刑部，針對適用法律中的爭議問題，刑部會同有關法司部門擬具意見（時稱“說帖”），呈送皇帝審定。但此時的“成案”概不準“混行牽引”。

再有“通行”。如在以后的案件審理中，有引用“成案”為適用法律依據者，則需上報至刑部，刑部再經過皇帝核準，即為“通行”。如某一“通行”施行有年，影響顯著、穩定，下次修例時，多會成為“新例”的直接淵源。

至此，似乎頗能滿足今人“完善法治”的思維邏輯：法律愈多、越具體、越細密愈好。而古人卻為我們提出了一個完全相反的價值判斷：“法深無善治”。

秦漢以降，正史中對繁法之治，便多有批判，《漢書》中指斥秦律是“繁于秋荼，密如凝脂”；至東漢，批評繁多的漢律已是“文書盈于幾閣，典者不能遍睹”。

唐宋以降，這一觀念一以貫之。南宋時陳亮提出了“法深無善治”的觀點。因此，直到明清，律例關系始終遵循“法所不載，然后用例”的原則。

但現實往往已是“有例可援，無法可守”，結果是因緣為市，用法輕重在人，為時人所詬病。而今，那些積極提出立法建議的“法律人”，所欠缺的也許是常識與對法律制度設計的負面評估。

先秦時期的老子曾言“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古人用法的經驗，始終告誡我們一個深刻的道理：“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因為，“法網恢恢”的關鍵在“疏”而不漏，誰說這僅僅是句俗語呢？（立法網新媒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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