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霞。來源：《中國審判》2015年第16期。

權利與道德，像一對相互依賴又彼此妒嫉的孿生子，在人類文明的歷史舞臺上，扮演著精彩絕倫又令人痛徹心扉的角色，演繹著無數千回百轉、曲折動人的法律故事。格瑞斯沃德訴康涅狄格州案，是美國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式的案件，在該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通過判決認定了憲法對于隱私權的保護。格瑞斯沃德案源于一項依據康涅狄格州反避孕法而提出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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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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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康涅狄格州議會通過了一部反避孕法（anticontraceptivelaw），在該法中明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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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以避孕為目的而使用任何藥劑、醫療用品或器具的人，應被判處不低于50美元的罰金，或者60日以上1年以下的監禁，或者并處罰金和監禁。（General Statutes of Connecticut， Section 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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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協助、教唆、勸說、促使、雇用或命令他人實施任何犯罪行為的人，均可按主犯予以指控和處罰。（Section 54-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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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該法幾乎從未被實施過，迄至20世紀50年代，在美國仍然保留此類制定法的只有馬薩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實際上，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美國的醫生經常向作為其病患的已婚夫妻推薦或者提出避孕建議，但多數情況下都盡量避免公布任何與節制生育有關的資料。直到瑪格麗特·桑格（Margaret H.Sanger）的出現，傳統的觀念開始受到了公開的挑戰。桑格被視為現代節制生育運動的創始人，她不僅在1916年開設了美國第一家節制生育診所，甚至因傳播避孕知識而被逮捕，而且還在1921年創建了美國節制生育聯合會（American BirthControl League），對康州節制生育聯合會產生了影響。1935年，康州第一家節制生育診所在哈特福德（Hartford）開辦，主要向無力就診的女性提供有關避孕的知識或者其他節制生育的方法。此后幾年，又開辦了幾家節制生育診所。1939年，其中一家位于沃特伯里的診所因出現法律糾紛，從而引起了康州節制生育聯合會的密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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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40年代，圍繞著沃特伯里診所案（Waterbury clinic）所涉避孕知識的使用與傳播，提起了一系列訴訟，主要集中在康州反避孕法的合憲性問題，但均因法律上的理由而敗訴。在泰爾斯頓訴烏爾曼案中，作為原告的醫生認為，禁止避孕在特定情況下會威脅病患的生命和健康，從而據以質疑康州反避孕法的合憲性。但最高法院駁回了原告的上訴，理由是該醫生不具備代表病患提起訴訟的資格，因為受到傷害的病患，而不是醫生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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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6月，最高法院在拒絕對一項由幾名婦女提起的訴訟做出裁決時，將幾乎從未施行過的康州反避孕法稱為“僵死的話語”和“無害而空洞的陰影”。康州節制生育聯合會的執行會長格瑞斯沃德（Estelle T.Griswold）和耶魯醫學院的產科與婦科醫學系主任巴克斯頓（Charles L. Buxton）醫生決定再一次檢驗一下康州反避孕法是否真正“死亡”，他們于1961年11月1日在紐黑文開辦了一家節制生育診所，并且接收了最初的10位病人以及許多已婚婦女想要獲得節制生育建議的預約。在面對新聞媒體的采訪時，巴克斯頓醫生依據上述最高法院的判決聲稱，“這份判決讓我相信，只要具備醫學上的明確指標，康涅狄格州所有醫生現在都可以對已婚婦女實施節制生育間隔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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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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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與愿違，1961年11月10日，格瑞斯沃德和巴克斯頓醫生被捕，他們的診所也被關閉。1961年12月8日，美國聯邦第六巡回法院開庭審理此案。其間，被告辯護律師羅拉貝克主張，康州反避孕法侵犯了其當事人憲法上的言論自由權利。萊西（J. Robert Lacey）法官以需要進一步研究辯方的案件摘要為由，裁定延期審理該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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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62年1月2日，該案再次開庭審理，整個庭審僅僅持續了6個小時。馬特茲（Julius Martez）作為申請逮捕格瑞斯沃德和巴克斯頓的第六巡回法院的檢控官，當庭傳喚證人。布拉西（John A. Blasi）是紐黑文的一名警探，聲稱自己曾經在格瑞斯沃德和巴克斯頓的診所開業的第三天進入該診所，證明當時有6名婦女在等候室準備就診；格瑞斯沃德無意間告訴布拉西這實際上是一家節制生育診所；此外，格瑞斯沃德還向他提供了與避孕有關的信息和用品。另外一名警探也提供了類似的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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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庭上，巴克斯頓醫生主張，他和他的醫學同事（格瑞斯沃德）相信“這種[實施節制生育的]建議”對女性衛生保健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檢控官馬特茲卻認為，格瑞斯沃德和巴克斯頓事實上違反了法律（康州反避孕法），而該制定法已經適用了82年，任何人提出對該制定法的反對意見應當在康涅狄格州的立法機構，而不是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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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西法官贊同馬特茲的意見，他認為這部法律是“絕對的”，并且強調該部法律曾經三次得到康州最高法院的維持。萊西法官在駁回辯護律師羅拉貝克的言論自由主張時，將禁止醫生使用節制生育器具視為“康涅狄格州警察權的合憲行使”.最后，萊西法官依據康州反避孕法判決格瑞斯沃德和巴克斯頓有罪，每人被處以100美元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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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后，羅拉貝克和皮爾珀（Harriet Pilpel）代表他們的當事人向康州第六巡回法院上訴分庭提起上訴。1962年10月19日，一個由3名法官組成的法庭聽審了該案，并于1963年1月18日判決維持了對格瑞斯沃德和巴克斯頓的有罪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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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5月11日，康州最高法院維持了格瑞斯沃德和巴克斯頓的有罪判決。科姆利（John Comley）大法官的司法意見宣稱，“我們遵守下述基本原則，即法院不得干預一州旨在保護公共安全與福利（包括健康與道德）的警察權的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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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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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準備向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訴時，康涅狄格州節制生育聯合會采取的第一步措施是聘請兩名男性律師——耶魯法學院教授哈珀（Fowler Harper）和埃默森代替了此前的兩名女性律師羅拉貝克和皮爾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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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3月29日，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開始口頭論證。埃默森主張，康州反避孕法剝奪了他的當事人及其診所病人所享有的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論自由權利和第十四修正案的自由權利，而這些自由權利未經“正當法律程序”是不能被剝奪的，并且應當得到“法律的平等保護”。此外，埃默森還聲稱，他的當事人享有受憲法第九修正案保護的隱私權（right to privacy），“不應將憲法對某些權利的列舉解釋為對人民保留的其他權利的拒絕和貶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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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默森認為，康州節制生育法實際上是一次企圖宣稱“即使在婚姻關系范圍內使用避孕器具也是不道德的”而確立一項“道德原則”的嘗試，然而，這卻是一個并不“符合當前社會標準”的“道德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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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默森和康州律師克拉克（Thomas Clark）均對康州這一假定的節制生育器具的違法使用提出了質疑。克拉克將之與秘密賭馬（適用，卻未公開）歸為一類。埃默森則指出，這些節制生育器具僅僅被列為“女性衛生保健”項目。接著，當被問及如果以防止疾病傳播為目的而使用避孕器具，是否應被允許時，克拉克卻稱之為“荒謬的論證”，并且推論認為，在被稱為該節制生育診所的客戶（或病人）的已婚夫妻中，不應該存在經由性行為傳播的疾病。正如《紐約時報》對克拉克推理的概括，“康涅狄格州要求申請結婚者經受性病檢驗，并且……康涅狄格州還制定法律禁止婚外性行為和通奸。因而，[克拉克]指出，根本沒有任何理由認為會有任何此類疾病得以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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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斯圖爾特（Potter Stewart）大法官要求克拉克解釋一下康州反避孕法的目的。克拉克回答說，與“制止婚外性行為”一樣，該法的目的是“為了減少不道德的可能性”。斯圖爾特大法官表示質疑，“這一論證的麻煩之處在于，在這份記錄中，它[該診所]僅僅涉及已婚婦女”。在聽到這一質疑后，克拉克宣稱，康涅狄格州有權通過禁止使用避孕器具來確保該法自身的“連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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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德伯格（Arthur J. Goldberg）大法官關注的則是康州反避孕法在防止婚外性行為方面的作用，從而追問，為什么康涅狄格州禁止婚外性行為和通奸的法律是不充分的。對此，克拉克回答說，如果再輔之以反節制生育法，“就很容易控制這個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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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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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6月7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通過一項7:2的裁決，推翻了格瑞斯沃德和巴克斯頓的有罪判決，判定康州反避孕法（1879）是違憲的，并且明確闡釋了憲法上的“隱私權”。在代表法庭多數方撰寫的司法意見中，道格拉斯（William O.Douglas）大法官指出，“《權利法案》中的特別保證[條款]存在半影（penumbras），這是因賦予其生命與實質意義的那些保證[條款]的散射而形成的”，并且援引了憲法第一、第三、第四、第五、第九及第十四修正案。道格拉斯全文引用了憲法第九修正案，“不應將憲法對某些權利的列舉解釋為對人民保留的其他權利的拒絕或貶損”。康州反避孕法的施行將會嚴重侵犯作為“人民保留”權利的“隱私權”。進而，道格拉斯大法官強調，不會“允許警察因避孕用品使用的警告標識而搜查涉及婚姻關系的神圣領域”，并將此類行為視為對“婚姻關系隱私觀念”的侵犯，從而據此推翻了下級法院對格瑞斯沃德和巴克斯頓的有罪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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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德伯格大法官在其撰寫的附隨意見中援引美國憲法第九修正案，支持最高法院的判決。哈倫（John M. Harlan II）大法官則在其附隨意見中強調隱私權應當受到憲法第十四修正案正當程序條款的保護。懷特（Byron White）大法官也根據正當程序條款撰寫了附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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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布萊克（Hugo Black）和斯圖爾特大法官卻提交了反對意見。針對“隱私權”以及多數方的意見，布萊克大法官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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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總是在談論憲法上的“隱私權”，就好像的確存在某個或幾個禁止通過任何可能剝奪個人“隱私權”的法律的憲法條款。但是，[此類條款]根本不存在。……我無法將[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當程序條款或第九修正案或者任何神秘莫測的自然法觀念當作廢除該部州法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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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布萊克大法官是在批評多數方法官對于美國憲法第九和第十四修正案的解釋過于寬泛。斯圖爾特大法官在其反對意見中雖然將康州反避孕法稱為一部“極其愚蠢的法律”，但卻主張該州法并沒有違反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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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瑞斯沃德案之前，（1）通常對美國憲法第九修正案的解釋是，任何未被明確授予聯邦政府的權利均由州政府保留；（2）根據道格拉斯大法官的字面解釋，美國憲法第九修正案為人民保留了此類權利，從而構成了質疑康州反避孕法的合憲性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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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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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述法庭多數方意見中可以看出，格瑞斯沃德案的判決大體上提出并闡明了憲法上的“隱私權”，也正是在該案判決的基礎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此后的一系列案件中拓展了格瑞斯沃德案的基本法律原則，從而將“隱私權”解釋為保護未婚之人節制生育的權利以及女性終止妊娠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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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艾森施塔特訴貝爾德案中，將在格瑞斯沃德案中確定的僅適用于婚姻關系的“隱私權”擴展至未婚男女。艾森施塔特案的爭點在于，否認未婚男女享有與已婚夫妻同等的采取避孕措施（購買并使用避孕用品）的權利，是否違反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布倫南大法官（曾在格瑞斯沃德案中發表附隨意見）代表法庭多數方撰寫了司法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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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依據格瑞斯沃德案，不得禁止向已婚之人分發避孕用品，那么禁止向未婚之人分發[避孕用品]也同樣是不被允許的。實際上，在格瑞斯沃德案中，存在爭議的隱私權天生存在于婚姻關系之中。然而，婚姻關系的雙方并不是一個具有一個頭腦與心臟的獨立體，而是一個由兩個各自具有獨立智識和情感氣質的個人組成的聯合。如果隱私權意味著一切，那么它就是個人（無論是已婚的，還是單身的）的足以影響個人決定是否生育子女的重大事項免受政府無正當理由干涉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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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倫南大法官認為，如果依據格瑞斯沃德案，馬薩諸塞州不得對已婚夫妻強制執行該法，那么，若不同樣擴展適用于未婚男女，該法的運用就是“不合理的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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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在美國社會引起巨大爭議的羅伊訴韋德案中，最高法院裁決，“隱私權……[的范圍]相當寬泛，足以包括女性決定是否終止妊娠”的權利。斯圖爾特大法官在其撰寫的附隨意見中援引了格瑞斯沃德案與艾森施塔特案的推理與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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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伊案的判決推翻了一部宣布幫助婦女墮胎為犯罪的德克斯薩州法。最高法院裁決，該法違反了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當程序條款。在某人訴博爾頓案中，最高法院寬泛地界定了墮胎的法律限度：任何婦女以任何理由在懷孕前三個月墮胎是合法的，在懷孕中期三個月基于母親健康的考慮而對墮胎設定某些合理的限制，在懷孕后期三個月（除為母親健康的考慮之外）墮胎則是違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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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倫斯訴德克薩斯州案的判決推翻了一部德克薩斯州法，該法禁止同性之間某些特定形式的私密性接觸。法庭的多數方意見并沒有提出一項審查標準，法庭推翻了鮑爾斯訴哈德維克案（Bowers v. Hardwick，1986）確定的規則，宣稱該“德克薩斯州法并不能增進州的合法利益，從而證明其對個人私生活的干預是正當的”。奧康娜（O'Connor）大法官在其附隨意見中設計了一個理性基礎的審查。肯尼迪（Kennedy）大法官代表多數方撰寫了法庭意見，指出根據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當程序條款所保護的自由利益，德克薩斯州反雞奸法涉及“最為私密的人類行為——性行為，以及最為私密的地方——家庭”，并且意圖“控制屬于個人在不受懲罰的情況下自由選擇范圍內的……私人關系”。據此，最高法院裁決，成年人有權參與私密的、一致同意的性行為。正當法庭多數方依據自由權利起草勞倫斯案的法庭意見時，肯尼迪大法官卻將格瑞斯沃德案確定的“隱私權”描述為勞倫斯案包含的諸概念演進過程中“最恰當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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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什么原因推動了避孕措施在美國的使用，難以說清，但有研究顯示，從格瑞斯沃德案起，美國的生育率開始減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60年代是一個由民權運動與第二波女權主義交織構成的激進時代，這或許也是推動女性使用避孕措施的一個重要歷史因素。即便在格瑞斯沃德案之前，沒有禁止使用避孕措施，但相關知識的普及與傳播依然受到限制，有些避孕方法僅僅適用于特定一部分群體，而且還排除了貧困和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在為最需要的群體介紹、普及避孕方法方面，美國節制生育聯合會和格瑞斯沃德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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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倫理社會的背景下，基于先前的案例，開始出現了一些不同于傳統觀念的看法和觀點。如果說格瑞斯沃德案開啟了一場在法律情境中的傳統與現代、權利與道德的爭論，那么，羅伊案就將這場爭論推到了頂點。作為一個無法嚴格限定邊界的權利概念，“隱私權”始終經受著各種質疑權利“道德性”的觀點的挑戰。或許，正是諸如此類的爭論、質疑與挑戰，才真實地激勵著人類的理性反思，推動著制度的變革與社會的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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