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年末,網易門戶最后一個重量級人物也選擇離開。刺猬君獨家獲悉,網易新媒體中心總監龍志已提出離職。據了解,跟此前大多數網易離職者一樣,他將選擇創業,做跟女性相關的電商。南方系和網易系的背景,已經使得他受到多家風投的青睞。
網易新媒體中心是網易門戶最重要的二級部門,負責網易新聞客戶端的運營及創新。龍志的出走,標志著網易新媒體團隊或將解散。
資料顯示,龍志,中歐國際工商學院EMBA在讀,有十多年的跨媒體平臺管理經驗。入職網易之前,曾任《南方都市報》深度新聞部副主任,是南方系和中國調查記者代表性人物之一。
2012年,龍志加入網易,擔任UGC中心總監,一年后,轉任新媒體中心總監,正式掌舵網易新聞客戶端,上任伊始,他力促網易新聞客戶端ios及android兩個運營團隊的合并,全盤布局。自后,網易新聞客戶端一路高歌猛進,用戶從1億多激增到3億。
龍志及網易新聞客戶端曾獲十多個業界及學界獎項,他所帶領的網易新媒體團隊被認為是中國移動資訊領域最有競爭力和想象力的隊伍之一。
網易新聞客戶端旗下的網易真話頻道是國內最早組建的移動端深度報道團隊,推出了羅昌平《打鐵記》等一系列經典報道。網易新媒體實驗室制作的H5頁面風靡一時,在業界引起重大反響。網易新聞客戶端的王牌欄目 “輕松一刻”大膽探索轉型。高舉“有態度”的新聞理念同時,網易新聞客戶端重構自媒體訂閱平臺,推動個性化資訊推薦。
龍志在資源整合方面亦有大手筆。他首倡的網易“英雄盛典”現固定為一年一度的網易“有態度”盛典。他主導的網易本地,從本已停滯的項目躍升為門戶重點項目,今年更是單獨拆分成本地事業部,成為2016年網易年度重點戰略項目。
據網易內部人士稱,11月11日,網易門戶原副總編鈄江明被宣布停職。前總編輯趙瑩時代所有總編輯、副總編全離職。龍志在網易的上升空間巨大。但出人意料,龍志還是堅持離職。
本月初,網易門戶內部郵件公示,一手打造了網易新聞客戶端的移動互聯網部總經理徐詩離職。這表明,龍志的離職也只是時間的問題。
分析人士稱,徐詩與龍志的離職不是偶發事件。徐詩離職前,實際早已被架空,她所分管的業務都被肢解。而龍志及其團隊也難展拳腳。
據了解,與此同時,在網易門戶中銷售變得越來越強勢,銷售介入產品內容越來越多,作為媒體出身的徐詩和龍志,均不愿意網易新聞客戶端失去獨立性。兩人的先后出走也成為必然。
網易門戶目前的核心競爭力是網易新聞客戶端,據網易今年三季度財報顯示,廣告收入增長主要依賴網易新聞客戶端。面對競品的圍堵和追趕,此時,龍志離職,對網易新聞客戶端的后續發展可能是一個打擊。
據網易新聞客戶端內部人士稱,多名主管業已提出離職,核心業務也被拆分,合并到PC端,網易新媒體中心面臨解散。
前述知情人士稱,除了高層,網易門戶這一年中層流失更為嚴重,之前娛樂中心、新聞中心、時尚中心及體育中心等部門總監及主編成批離職,但對于更多的普通員工而言,不安全感很強,內部調崗轉崗頻繁。
2014年年底,網易門戶運作上市,公司員工上下一氣。豈料,2015年形勢陡然生變,核心領導全部出走,年末人心惶惶。面對越來越多的離開,網易該怎么辦?
他為南都、為公眾奉獻了2009年度最佳報道,他用勤勉、求真、準確踐行著職業精神。在今天,他在路上,行走并記錄;在未來,優秀報道無處不在,他無處不在。
《我似乎總跟自己過不去——南方報業2009年度記者龍志》
by 龍志
一
五年前的夏天接到過一個電話,當時我正在湘潭市政協空蕩蕩的大樓里采訪,電話響起,我朝樓梯間走去,聽到一個男人的聲音說:我是南方都市報深度新聞部的編輯,你愿不愿意來南都?
對于一個已經工作兩年的記者,這是一個再平常不過的午后。
如果一切如初,下午,接近黃昏的時候,我在長沙總部的編輯正瞅著一個或者半個版面等著我填呢(當時是瀟湘晨報駐湘潭記者,整個記者站就我一個人,當時的部門主管規定,無論有無版面,每天必須交一篇通訊主稿,兩篇消息小稿)。我沒有意識到,或將改變我的一生(或者說我從接電話后開始思索過一種怎樣的生活),我記得當時這樣回答:我考慮考慮吧。
這里絲毫沒有倨傲的意思,恰恰相反,在當時充滿迷惑的語境中,我還沒來得及思考,將要做什么。我所有的人生經驗是:大二過后,因為某種東西破滅,賭氣進了報社;一年后,又因為某些東西幻滅,賭氣跳了槽。現在呢?問題又回來了:我為什么還要南下,到一個我從未踏足過的城市?
幾天前,我回過一次株洲,站在偌大曠蕩的炎帝廣場邊上的株洲晚報6 樓,和當年的老同事們聊天。7 年前,我從這棟樓出發,踏上新聞的不歸路。(這是我的幸運,以今日情境觀之,又是我的不幸,和很多泥足深陷的記者一樣,再也沒有什么其它職業能勾起我的沖動)在這棟看起來外貌特征和生產的產品一樣上了年紀的黨報大樓里,總編輯居然決定錄用一個大二學生,之后又送去北京培訓,這是供職多年的老記者也爭取不到的福利。至今聊起,很多老同事仍覺得不可思議。
這些短暫的接近兩年的日子,是我最好的時光。在我入職前,報社新招了一批剛剛大學畢業的80后年輕人,這些人構成了對黨報陳腐體制的沖擊,成為日后互相學習的參照和競爭動力。
就工作量而言,除了每月月底掛在通報欄上的考核排名關乎面子問題,只要你不在乎收入的差距,幾乎沒任何壓力。因而身心上反倒自由。對于一個新手,最有效的途徑不外乎模仿。黃河路邊上有家席殊書屋,離報社大約10分鐘路程,在那里,可以買到諸如《李普曼傳》中文版,以及新周刊、南方周末這樣的報章。那里很快便成了這幫年輕人獲取養分的陣地。
那時候的生活似乎還沒脫離校園氣息,上午睡到自然醒,中午聯系采訪,下午寫稿,晚飯后打籃球、洗澡、討論業務,到了11點左右去吃宵夜,午夜兜風,開著報社的破奧拓滿大街嗚呀嗚呀的轉,回到宿舍后,看書,睡覺。日復一日。
生活是一口老池子,風吹不皺,可以終老一生,但也阻撓不了年輕人很多想法在汩汩冒泡。
那時湖南本土媒體,以瀟湘晨報迅猛崛起尤為側目。深度新聞部在易偉掌舵時,也是最有沖勁的時候(比如《財經》歐陽洪亮,鳳凰周刊前記者張志強,中國青年報湖南站站長洪克非當時均為旗下記者)。
有一天,我接到易偉的電話,喊去特稿部。第一次,考慮良久,覺得畢竟當年是破格錄取,報社待我不薄,猶豫后拒絕了。那時候,我已經在晚報上每月試著寫三、四篇整版的調查,稿子影響也有,報社也承認你,但每個月末考核表一出來,我的分數總是末尾一兩位。到最后一個月,我連續4 篇稿子都在臨簽版時被撤換,這意味著,本月我將顆粒無收。領導可以縱容你、包庇你,但涉及到對體制的調整,則是鐵板一塊,因為他自己也是體制的一部分。易偉第二次邀請的時候,我便去了。
不幸的是,在我到晨報一周后,連易偉都去職到了鳳凰周刊,整個深度部也不復存在。我流落到了湘潭。
這便是我當時的全部視野:起初,每天都盯著株洲,后來又守著湘潭。
聽起過南方都市報,是孫志剛案引發收容制度廢止之后,媒體引來新一輪轟炸。我在轉載的報紙上看過“陳峰、王雷”等人的名字,猶如現在有人看到過我的名字一樣,很快便忘了。株洲火車站邊上,也有個收容遣送站,也在這時候變成了救助站,我去采訪過,外墻四周粉刷一新,亮锃锃的不銹鋼大門,二樓屋內昏暗的墻上,還找到過幾處血漬。
我絲毫不覺得會跟報紙上的這幾個名字將有什么關聯。因為夏日午后的一個電話,這一切似乎順理成章起來。
二
我來南都后的第一篇稿子是《機槍手卿伯金的光榮與夢想》(原標題),多年后的一天晚上,跟已經任職網易的陸老師喝酒,還能背出文章的開頭。
陸老師正是當年打電話給我的那個人。2005年的南都深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重新組建。我跟阿福是同一天同時報到的,見過方三文,在入職表上,我看到領導在他表格上寫著:直接錄用。而我的表格上則寫著:試用期三個月。
我在做完第一單調查報道四川“豬鏈球菌”后,回廣州,剛下飛機,接到陸老師的電話,通知正式轉正,那是入職后的第20天。
一些牛人,比如喻塵子、王帥哥、賈叔叔一一拜過之后,深度人馬也算湊齊了。姜大米是我最喜歡的一個名字,微笑的大米,多有意思啊。那時候,我還有兩年的光景可以稱之為深度最年輕的記者,所以后來有很多人跟我說,你們深度的人都寵你。
是啊,我說。其實我最擔心的是被寵壞。還好,不管名聲在外還是藉藉無名,在陸老師看來,一切都要從文本開始學起。
于是有了人手一冊的《普利策獎特稿卷》,通常是在白云仙館、在苗圃,到后來最多的是513 辦公室,每一篇稿子從結構到文本,從選題到立意,講解得煞有介事,我們居然都能聽得進去。
到兩年后,文本在南都深度似乎走過了頭,拐了彎,2007年宏城堡召開的年終會議上,“觸及靈魂”的批斗中,我成了靶子。
我參與過最暢快的特刊采寫是《唐山地震三十周年祭》,和喻塵子、姜大米、王吉吉以及帥帥的孫濤在唐山待了半個月,在后來大肆流行的媒體“特刊病”中,那實在是一種難得的體驗。
這幾年里,有兩件事值得記錄。一是2005年下半年,在洛溪橋腳幾個黑幫里臥底近一個月,當初憑著“行俠仗義”的熱情去做記者的想法,在日后竟成為我正視這份職業的倫理問題的源頭。比如,我知道了黑幫買賣人口,卻沒有去舉報,而是選擇了所謂記錄。比如,我通過隱瞞身份,感情投資,騙取別人的信任,到最后,當他完全信任了我,并在我面前完全袒露時,我卻把這一切都呈現在報紙上。或許在別人眼里,這僅僅只是一種經歷,隨著稿子的刊發,眼睛又得看到另外的地方。
我似乎總跟自己過不去。腦容量的篩子網格特別小,對任何內疚的感情都過濾不了。久而久之,會沉積下來,直到不堪負荷。
第二件事是,我在2006年寫了《彭水詩案》。這兩件事,都給我職業生涯帶來了不少贊譽,比如《工人房買賣勞動調查》獲得了第一屆南都新聞獎調查報道的銀獎,《彭水詩案》獲得了第二屆南都新聞獎調查報道金獎、年度大獎。但我要提及的并不是這些名聲,而是在做這些調查時,以及做完之后,沉淀下來的那些想法。對于《彭水詩案》的不虞之譽,則在我2009年做鄧玉嬌案所經歷的境遇形成鮮明對比。
三
2009年,是基于以上多年形成的慣性,不由得推著我走。調查記者干久了,越發覺得,工作和生活混淆,完全沒有邊界。這時候,你就等著,和女友的分手,對孩子的愧疚。還有就是,你年紀越來越大,你老啦。
幾年前,在去唐山的途中,飛機觸地時顫巍巍的抖動,我緊張得要命,大米卻淡定自若,她說,落地的瞬間,是她最安心的時候。她知道,目的地到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里,我住在員村一橫路省高院后面,我幾乎都是選擇晚上回廣州,城市喧囂隨夜色漸漸褪去;我坐大巴從機場到市區,從中山一立交下來時,總能看到“辦中國最好的報紙”的南方都市報的霓虹燈。到后來我搬到環市東路上,機場大巴的路線也變了,再也看不到這些霓虹燈,心里有些落空,總感覺缺失了什么。
當一個人有了歸宿感,總歸不是件好事。它意味著,你在老去,一度熟悉的人和事都可能是腐蝕你肌體的藥劑,在你不復年輕的面孔下面,正在怠慢、消融的是你曾經斗志昂揚,現在理解并稱之為的“夢想”東西。
現在,連我們部門都進了一個84年生的美女,這時刻警醒著我,不能再嫩或者老下去了。于是我又繼續跑起來,狠命地跑,終于出了故障。
我又一次去了四川,去做地震一周年;“7.5 ”當天我去了烏魯木齊,并且呆了20來天,我恨自己不能變成一架攝錄機,而不是手中的筆、本子和傻瓜相機。我在想,如果我僅僅把它當成一份還過得去的工作,苗人鳳附體,從大漠打到雪山,從“雞頭”躥到“雞尾”,大可不必那么負累了吧?至少在外人眼里,還是個空中飛人呢。比如小樂的動力是爆米花的奶粉錢,兵哥的動力是下一次轉山時最好能邂逅到女驢,我的動力呢?我既沒有孩子,也不會持續地去想女人,我連這點樂子都沒了,生活活該寡淡。
問題是,我又喜歡較真。于是我徹底悲哀起來,越發沉默,干脆鉆到書紙里埋起來。2009年5 月我正在看一本書名叫《殺死一只反舌鳥》,在去巴東做“鄧玉嬌案”時,它是我行李箱里放著的兩本書之一。
在書中,牛逼的哈伯。李筆下的律師父親為了讓天真的孩子理解成人世界里的偏見和冷漠,真相所包含的危機和無奈,貢獻出了一句牛逼的話:
“呃,大部分人好像都認為他們是對的,你是錯的……”
“他們當然有權利那樣認為,他們的觀點也有權利受到完全尊重,”阿蒂克斯說,“但是在我能和別人過得去之前,我首先要和自己過得去。有一種東西不能遵循從眾原則,那就是人的良心。“
到后來,世人罵我,辱我,毀我,踐我,惡我,我耳朵里聽到的,眼里看到的,始終只有這句話。但這僅僅是權宜過渡,后來我明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做法,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心魔還在那里,在等著你某一刻不期而遇。等我明白過來時,已經種下禍根。
到10月底,寫完《黑金帝國》,長年郁積的小罪惡終于突破極限,在海拔3650 多米的拉薩,病倒了。
喻塵眼中的龍志
喻塵(原南方都市報深度部主任)
與已經離開了南都深度、偏于一方為南都拓展疆土的賈云勇相比,他是平靜的,甚至乏于故事性,幾無可以顯露的八卦傳說;與在南都深度苦苦煎熬了 8 年,仍然在個人的敘述里盡顯張揚的袁小兵比起來,他是他的延續,上面淺草一片,心中憂郁無限,可是,他注定不能延續他的現在和過去,因為出生于兩個時代的淺草男人,自有他們各自光輝的一面;而與那位只小他一歲的海島少年比較呢?一個心中有歌卻很少唱出來,一個詩歌總與路途相伴,你看到他的詩歌時,就知道他竊竊的悲喜。
我以上說的那三個男人,都不會是他未來的模板,他有自己的道路,清晰可辨。這位叫龍志的青年,在走出湖南東南部他的故鄉羅霄山后,前面的道路已經注定是999 條中最適合他的那一條了。雖然他在故鄉的一所學校讀了工藝美術專業,可是他不可能成為一位涂抹色彩的工藝師;比如他曾在鼎沸的歌廳投入K 歌,可以稱得上是南都深度30余男女音律最準的一位,但他不能成為一位職業的歌手;他說,他曾癡迷于歐美電影大師的一場場杰作,可是他卻沒有真的去實踐成為一位導演;其實,他還可以成為一位小說家,比如你在他的文字里讀到的他對故事解構的精到。
他在來到南都513 辦公室之前,曾在長沙短暫停留,那只是他后來所有故事的預演,他之后個人的故事表明,他成了一位中國現實故事的編劇。
因為他遇到了這個堪稱荒誕的時代和這個神奇的國度,真實的荒誕已超出虛構的故事,這個時代已不需要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小說家,每日都在發生的離奇故事已逼得小說家們智力低下。他必須在走到異于故鄉的中國南方的這座城市后,尋找每一條通達這些故事的道路,他必須前去,聆聽并敘述。
于是,他首先到達的是一處倒賣勞工的“工人房”,堪稱完美的“臥底工人房”的報道,使這位當年不過23歲的記者進入到南都深度一批30余歲記者的視野。那一年,我和賈云勇、王雷、袁小兵、盧斌等中年記者開始注意這位新入伙的小弟。5 年以后,多位當年的中年兄弟已在他鄉成就斐然,我等還在,年輕的小弟還在,雖然接連又有更年輕的同學入伙,可他,仍然是南都深度最年輕有為的一位,令我等年長者、他等年少者矚目。
從23歲到28歲,于別人,是在經歷著一場又一場的風月,或攜春風在路,或醉臥酒肆,或踏歌而行。而于他呢,他經歷了僅有的一次失戀打擊,我曾懷疑過他后來滿頭的青春逝去與此有關,之后,似乎沒有聽說他戀愛第二次,直到今天。這是不是他從23歲到28歲成長的過程中最缺失的東西呢?不知是多了一份成長的煩惱,還是缺少一份煩惱。
他不得不將風月鮮少怪罪于一次又一次奔波在路上,那似乎就是他的戀愛,他的精神鴉片。從“彭水詩案”到“鄧玉嬌”,這是南都近年堪屬在全國性重大事件得分最高的報道,從重慶東南部的邊地小城到湖北野三關偏遠小鎮,他講述的故事告訴了公眾新聞事件的另一面,即最接近真實的一面。在“鄧玉嬌”事件最為喧囂的那段時間里,他曾給我說他的壓力,他的煩惱,作為年長的同業,我只能給他說:“你認為是對的,你就去做。”
他沒有選擇,他必須堅持,在國內同業一片浮躁,特別是與他同齡的同業中,踏實者更少的情境中,他沒有選擇的權力。最后,他堅持下來了,筋疲力竭,身心俱疲,“鄧玉嬌”一戰耗掉了他前4 年儲備的所有精力。但這是對的,我相信這種徹心徹肺的疲憊,終將化作未來成長的營養。
如果說到營養,他會指著頭上的一片荒漠說,那里是多么的營養不良。于是,他總愛戴著一頂帽子,他好像在南都深度的第二年就與帽子成了朋友。我總有一個想法,掀起那頂帽子看一眼他被褪去的淺草,終有一次那頂帽子在一次酒席間混亂的傳遞中丟失了。帽子比他的下衣似乎還重要,他試圖找回來,可席間的喧鬧,在帽子經過一個高個子男人的頭頂后,就在那個夜晚神秘消失了,至今謎底未解。
第二天醒來,他在那個下面坐著和他一樣年紀同業的課堂上,展示象征著他的青蔥的照片,他摸了摸尷尬的腦袋,那里寫著一個囧。
我曾想告訴他,過去腦袋上的枝繁葉茂和今天的干枯爛草都不可以說明什么,那不是開始,也不是結局。我突然想起英國人麥克。莫波格在他一本書的扉頁寫道:“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首《柑橘與檸檬啊》,你遲早要唱起它,勇敢前行……” 是的,你遲早要唱起它,而且戴著一頂帽子。
他遲早要唱起它,這已經不是一個選擇題。他在離開了故鄉羅霄山之后,5 年之后,他所服務的南都深度已從當年8 、9 條槍壯大到今天的一片樹林,多位年輕的兄弟都長成為大樹了。我想給他說:“你看一下,自己不正是最枝繁葉茂的一棵么?”
是的,樹葉子未能長在頭頂,化作文字進入了骨頭和血脈。兄弟,這是定數。
(作者當時系南方都市報深度新聞部副主任)
江藝平點評
從小幻想獨一無二的龍志,在獨一無二的南都幻想成真。獨一無二意味著,他和這張報紙注定要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成為新聞曠野的拓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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