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威廉·休利特完成了自己的碩士論文《可變頻率振蕩器的研究》，斯坦福大學的教授弗雷德·特曼鼓勵他和正受雇于通用電氣的戴維·帕卡德一起將論文變成產品。4年后的一個夏天，威廉·休利特和戴維·帕卡德租下一個車庫開始創業。這個車庫不僅誕生了日后大名鼎鼎的惠普，也催生了硅谷的車庫文化。弗雷德·特曼后來將學校里一塊很大的閑置不用的土地利用了起來，鼓勵學生搞“創業投資事業”，這就是硅谷最初的樣子——從學術引領信息革命。

硅谷誕生地

2001年7月，湯曉鷗建立香港中文大學多媒體實驗室，從此便有了CV界黃埔軍校的美譽。湯曉鷗后來準備成立公司時，一下子從實驗室里涌出來50多個學生，清一色的博士和博士后，后來又從MIT、清華、中科大等頂尖高校以及蘋果、谷歌、微軟等科技公司吸引了大批博士，累計博士高達150位。商湯的學術氣質就這么深入骨髓了。這種學術氣質和硅谷的車庫文化一脈相承，都是科學界“頂級大腦”的商業化嘗試。

1. 技術創新的“逃逸速度”

硅谷的“車庫文化”包含兩個方面，一個是對技術力量的高度重視，另一個是對技術應用的勇敢實踐。

1990年湯曉鷗赴美留學，正值硅谷的黃金時代。在隨后的十多年時間里，喬布斯重新執掌蘋果公司即將改變世界，微軟與網景在瀏覽器市場展開激烈的競爭，楊致遠和大衛-費羅創立雅虎并成功上市，王安從實驗室里孵化出來的電腦公司由盛轉衰。那是一個掌握核心技術就可以改變世界的時代，湯曉鷗完整親歷了這一段激蕩的歲月。這一切最終內化成為了一個愿景：“做偉大的事”。

在2018商湯人工智能峰會上，湯曉鷗表示：“學術的東西，如果不能落地也沒有什么用……我們的融資不是用來燒的，而是做偉大的事”。在商湯的身上有很多東西是硅谷式的，這種硅谷式的氣質最終為商湯帶來了巨大的技術性紅利。

商湯聯合創始人、首席執行官徐立用天體物理學中的“逃逸速度”來比喻：“如果技術創新程度和未來發展程度，能達到一個‘逃逸速度’，你就能抓住時間窗口，形成一個很大的平臺”。正是因為擁有這樣的逃逸速度，商湯這家成立僅4年的公司獲得了快速的發展。到目前為止，商湯已完成智慧城市、智能手機、互動娛樂及廣告、汽車、金融、零售、教育、地產等多個行業的落地。

為了打造這樣一種“逃逸速度”，搶占技術投入帶來的市場紅利，商湯早期對人才和原創技術的投入是“不計成本”的。最后的效果也是顯而易見的。2014年3月，商湯團隊研發的人臉識別算法，在LFW數據庫上準確率達98.52%，在全球首次超過人眼識別能力。2015年發布的DeepID 系列算法將準確率提升至99.55%。自此人臉識別技術突破了工業紅線，有了實現技術落地的無限可能。

技術上突破工業紅線之后，商湯開始將AI產品化落地，其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以互娛行業為例，2015年讓Face U一炮而紅的“臉部特效貼紙”，其技術就來自于商湯的SenseAR。隨著Face U的一炮而紅，小咖秀、一直播、花椒、秒拍等主流拍照、短視頻、直播平臺紛紛采用商湯此技術。截至2018年初，SenseAR已為近200家國內外APP平臺、手機廠商提供服務，占亞太市場近80%的市場份額，觸達互聯網終端用戶近10億量級。2018年年底火爆的捏臉APPZEPETO背后所使用的，正是商湯SenseAR 240人臉關鍵點檢測跟蹤技術。

硅谷式的氣質讓商湯獲得了巨大的商業成就，也進一步完善了商湯的學術生態。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上，商湯聯合麻省理工學院、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全球15所高校共同發起“全球高校人工智能學術聯盟”。這一聯盟旨在通過跨越學科、跨越地域的學術合作，匯聚全球“最強AI大腦”，打造世界頂尖人工智能學術交流平臺，持續推動國際學術交流與人才培養，共同推動人工智能技術的長足發展。

2.T型框架和猴腦理論

“硅谷式的氣質”也讓商湯非常看重原創，成立四年多時間商湯及聯合實驗室發表了大量的AI學術論文，這些論文是AI技術未來3-5年的落地基礎，代表了AI時代技術驅動企業未來在行業中的話語權。在CVPR 2018大會中，商湯及聯合實驗室有44篇論文被收錄，刷新了中國企業在全球計算機視覺頂尖會議上的新記錄，國內排名其次的騰訊僅有20多篇。

論文需要落地也需要實戰，“如果不能落地也沒有什么用”。為了讓商湯的“原創力量”發揮其價值，商湯獨創了“1（基礎研究）+1（產品及解決方案）+X（行業）”的商業模型。為了降低技術跨行業復制和應用的成本，商湯的生態建設逐漸呈現出“T型框架”的特征來。也就是在同類或不同類行業中尋找技術的通用性形成“一橫”，積累出一套囊括這個行業70%到80%的共性方案，以此為基礎再往那“一豎”縱深發展大幅提升效率。

商湯聯合創始人、副總裁楊帆在2019中國（深圳）IT領袖峰會上分享純粹AI企業的能力和優勢時說到：“它是一種相對通用化的方法論，當有數據之后，其實是用相對通用的方法解決不同行業中類似的問題。”在實戰中的T型框架和“1+1+X”模型相輔相成，隨著進入的行業越多，行業之間形成交叉成熟效應，商湯提煉技術通用性的實力就越強，再進入新行業時效率就會越高，機會也就越多。

在商湯看來，“并不存在AI這個行業，只有AI+這個行業。AI需要與傳統產業合作，這種關系是結合、賦能，而絕不是顛覆。”AI行業是一個全新的領域，要引領行業發展就需要大量的創新。目前相比其他視覺AI領域的企業，商湯在計算機視覺領域涉獵最廣，因此掌握了更多對應用場景的理解和經驗。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憑借的正是商湯強大的人才和資源優勢。行業的交叉成熟效應又會反向推動人才和資源優勢的迭代，最終完成“貓腦”向“猴腦”的進化。

商湯最終的目的是希望成為一個平臺級企業，一個基于AI的面向各行業的底層平臺，這一點在2018商湯人工智能峰會上盡顯。在那次峰會上，商湯一口氣推出了SenseAR開放平臺、SenseFace 3.0、SenseFoundry方舟城市級視覺開放平臺、智能汽車SenseDrive系統等多個平臺級產品。準確來說這些并非都是新產品，早已投入市場并取得了不錯的反響，比如SenseAR已經占據亞太市場80%的市場份額。

與其說是野心不如說是技術的需要。人工智能是一個高度依賴產學研一體化的領域，它需要深入各行業中“深度學習”才能進化。所以當大部分公司還在想著“如何運用貓腦更完美地抓老鼠”時，商湯則要把“貓腦”變成“猴腦”。這也就注定了和同行業其它的公司相比，商湯的關注點會有些不一樣，反映在商業行為上就是自建超算中心和原創的深度學習平臺。

3.產學研重建聯接

當年弗雷德·特曼之所以鼓勵威廉·休利特和戴維·帕卡德創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加州有最好的學府，卻沒有民用高科技企業，學生畢業后都只能選擇去東部就業。弗雷德·特曼跟威廉·休利特和戴維·帕卡德說：“為什么要向東部上繳我們的智慧？為什么不能就地開創自己的事業？”當國內絕大多數AI公司還在使用谷歌、Facebook等巨頭的開源框架時，商湯選擇了砸錢搭建自己的底層框架SenseParrots，自建超算中心和深度學習平臺。

這一決定像極了弗雷德·特曼當年，為什么要使用別人的系統受別人的控制，對于商湯這群有志于做“做偉大的事”的人，這顯然是不能夠接受的。當這個決定做出來以后，一如王堅當年在阿里提出要搞云計算，很多人都覺得匪夷所思，但商湯義無反顧的去做了。足以和Google TensorFlow及Facebook Torch等平臺相媲美的SenseParrots，以及超算中心等原創技術的投入雖然不菲，但卻讓商湯后續的發展擺脫了國外巨頭的控制。

商湯深度學習超算集群

站在2019年的中國回望1934年的硅谷，我們驚喜的看到，越來越多擁有“硅谷氣質”的企業正在覺醒。從格力要造“中國芯”到華為的5G技術領先世界，中國的“原創技術”正在快速崛起并領先世界，甚至引發歐美世界的恐慌。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顧問帕拉格·康納在《超級版圖》這本書中提出，在新全球化的浪潮下鏈接的深度決定發展的廣度。簡單來說就是企業有機會和國家同臺競技，比如阿里就曾提出要做“全球第五大經濟體”。

未來的世界是屬于鏈接者的世界，“原創技術”便顯得至關重要了，越往底層走鏈接能力越強，隨之而來的“逃逸速度”也就更快。

所以商湯不惜斥重資也要做原創技術，要搞自己的“超算中心”，要做自己的“AI操作系統”。換來的結果就是，2018年9月，商湯被科技部授予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智能視覺”開放創新平臺，成為與BAT和科大訊飛并列的五家人工智能平臺之一；2019年2月，硅谷最強智庫之一CB Insights發布AI 100 2019報告，商湯科技位列“全球AI獨角獸”第一名.

商湯硅谷式的“產學研”氣質正在重建鏈接，將行業巨頭、中小企業和高校科技中心鏈接在一起，最終形成一張國際化的AI生態大網。除了與15所高校聯合發起“全球高校人工智能學術聯盟”之外，去年商湯還與阿里巴巴、香港科技園一起創立香港人工智能實驗室，與駐港大型中資企業、香港企業、內地大型企業及新經濟企業聯合發起成立大灣區共同家園發展基金等。商湯的“原創力量”迎來一波集中式的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