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總量與人均GDP不足以反映城市競爭力

2018年香港實現地區生產總值28453.17億港元，同比增長3%。根據香港統計處官網提供的兌換率，2018年人民幣兌港幣平均匯率為1.1855，照此計算，去年香港GDP折合人民幣約為24000.98億元。按照深圳此前公布的數據，2018年深圳市GDP為24221.98億元，增長7.6%。按人民幣比較，去年深圳市GDP高出香港221億元左右。近年來深圳如此迅猛的發展態勢，不由讓人心生問題：深圳距離上海還有多遠？

而根據《2018年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上海市生產總值達到32680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6.6%。雖然上海GDP數值較深圳高出了8477億元，但GDP增速較較深圳低1.3個百分點。如果把時間拉長，從2010年開始，上海名義GDP增速基本都低于深圳1-2個百分點。做一個最粗略的假設，如果兩個城市長期保持目前增速，深圳的經濟總量要追上上海，大致需要24年的時間。

這對上海而言，會不會過于樂觀了？因為，如果按照傳統的人均生產總值的指標，情況會發生變化。根據公布的數據，2017年，上海常住人口2418.3萬，深圳常住人口約為1252.8萬，以常住人口作為分母，計算人均生產總值進行比較，上海和深圳之間的關系會發生了扭轉。上海《統計公報》也表示，按常住人口計算的人均生產總值達到13.50萬元，首次達到發達經濟體標準，但該數值與深圳（接近20萬元）還存在明顯的距離。

常住人口作為分母來計算人均生產總值存在缺陷，因為創造一個城市GDP的并不僅僅局限在常住人口，而是在一段時間內的城市總人口。如果使用常住人口，可能導致真實的人均生產總值的高估。但受實時總人口難以監控，往往只能簡單使用常住人口來計算人均數值。

用“噸均GDP”替代“人均GDP”

人是經濟活動的主體，人在創造經濟產出的同時，也在產生生活垃圾，而且在收入與支出水平接近的背景下，盡管人口處于不同城市，或許在生活習慣上存在偏差，但產生的生活垃圾數量，并不應該存在特別巨大的差別。因此，盡管總人口數據難以監測，但可以通過比較生活垃圾產生量，來估算常住人口與非常住人口的比例關系，進而對真實的人均GDP進行修正。

在這個邏輯下，嘗試用生態環境部（前身環境保護部）自2015年開始，公布的《全國大中城市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年報》中，排名前列的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進行比較，來反映出一定的問題。

按照2019年1月公布的最新版《防治年報》，深圳2017年全年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為604萬噸，約為上海的2/3，而常住人口僅為上海的1/2，如果以常住人口作為分母來計算，這就得出每年人均生活垃圾產生量為480公斤，較上海高出了110公斤，這讓人難以想象。或許有人會提出來，可能是上海、杭州兩個城市生活垃圾減量化做得太好了，但技術手段的高低或許難以解釋人均110公斤如此大的差別。

圖表1 2017年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與人均產生量（常住人口的口徑）

資料來源：生態環境部，中泰證券研究所

會不會跟城市消費支出的能力有關系，消費支出越高的城市，產生的生活垃圾量越多？如果深圳人更加愿意消費，可能會產生更多的生活垃圾。因此，嘗試把人均消費支出指標疊加上去。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7年，上海與深圳人均消費支出分別為39792.0元和38320.1元，上海略高。如果按照常住人口數量計算消費支出的總量，結果表明，深圳消費總支出不到上海的50%，而生活垃圾產生量卻達到了上海的67.1%。廣州情況也類似，消費總支出約為上海的61.2%，而生活垃圾產生量卻超過了上海的80%。

另外深圳與杭州的比較，或許也能說明一定問題，2017年，杭州人均消費支出38179元，與深圳基本持平，但深圳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604萬噸，是杭州400萬噸的1.5倍，而深圳常住人口僅為杭州946.8萬人的1.3倍。

因此，可以嘗試推論，各個城市使用常住人口指標，都存在對總人口數量的低估，但廣州和深圳兩個城市的總人口，則存在更大幅度的低估。在一個時點上，一個城市人口總量，則是有常住人口和非常住人口兩部分組成。常住人口相對準確，但對于非常住人口，深圳和上海存在明顯的差別。

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使用的常住人口定義：

常住人口=戶口在本轄區人也在本轄區居住

+戶口在本轄區之外但在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

+戶口待定（無戶口和口袋戶口）

+戶口在本轄區但離開本轄區半年以下的人

但戶口在本轄區之外，但在所在地半年以內的人，就不納入常住人口的口徑。如果這個邏輯成立的話，這就意味著，由于廣州與深圳的非常住人口數量較高，但在所在地進行了經濟活動，也同時產生了生活垃圾。而“半年”的時間要求，則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廣州與深圳非常住人口的流動速度要高于上海和杭州。

如果用生活垃圾代表總人口，來計算“噸均GDP”的話，或許更能反映真實的“人均GDP”。結果表明，包括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武漢、杭州、成都、西安這八個核心城市的位次就發生了變化。其中深圳噸均GDP約為37.1萬元/噸，也就是說，產生出一噸的生活垃圾，深圳能夠創造出37.1萬元的經濟產出，較上海33.5萬元/噸高出了10.7%，而2017年，以常住人口計算的人均GDP，深圳為18.31萬元，上海為12.66萬元，深圳要高出44.6%。“噸均GDP”的差距或許能夠更加真實的反映深圳與上海的差距。

另外值得關注的西安，在產生一噸生活垃圾的同時，僅產出了17.7萬元的GDP，與其余七個城市還存在比較明顯的差別。同時，與2016年相比較，西安、廣州、杭州、武漢這四個城市的“噸均GDP”還出現了回落。也就是說，盡管人口在向這四個城市集中，但集中的人口在產生生活垃圾的同時，并沒有被經濟活動充分吸納，進而產出相應數量的GDP，人口對于經濟活動而言，仍然是“多余的”。

圖表2按照生活垃圾產生量計算的“噸均GDP”

資料來源：生態環境部，WIND，中泰證券研究所

注：根據2017年名義GDP數據和可比價格增速，折算2016年GDP數據，進而計算2016年的噸均GDP。

從生活垃圾看八個核心城市的人口特征

根據上面的假設，生活垃圾是由城市總人口共同產生的，這就可以進一步推論，如果生活垃圾產生量的增速與常住人口的增速越接近，則常住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就應該越高，而非常住人口的比重就會越小。

還是從常住人口入手，常住人口可以從兩個方面影響生活垃圾的產生量，一方面是常住人口數量的增長，另一方面是常住人口消費習慣的改變。因此，可以有下列等式：

常住人口生活垃圾產生量=常住人口的數量*常住人口人均生活垃圾產生量

兩邊取對數得到：

常住人口生活垃圾產生量的增速=常住人口數量的增速+常住人口人均生活垃圾產生量的增速

另外，按照比較通俗的邏輯，人均生活垃圾產生量與個人消費支出之間，應該能存在一定的線性關系，消費支出越高，產生的消費行為越多，進而會產生更多的生活垃圾。但需要將價格的因素剔除掉，由此：

常住人口人均生活垃圾產生量的增速≈常住人口人均消費支出的增速-居民消費支出價格的增速

進而可以比較總人口的增速與常住人口的增速。

圖表3 2017年八個核心城市常住人口數量增速與消費支出增速

資料來源：WIND，中泰證券研究所

注：消費量增速是由年度人均消費支出的增速剔除掉年度居民消費價格，得到可比價格的消費支出增速

圖表4 2017年八個核心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增速與常住人口之間的差值

資料來源：WIND，中泰證券研究所

據圖表3與圖表4，可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北京與上海。常住人口出現了負增長，而常住人口消費能力的提升，是導致生活垃圾產出量增長的核心因素。非常住人口轉化為常住人口的未來空間似乎也比較有限。

第二，廣州與深圳。從2017年單個時間節點上來觀察，非常住人口在總人口的比例要高于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但如果時間拉長到2年，就會發現，非常住人口向常住人口轉化的跡象非常明顯。也就是說，落戶政策的放寬，使得常住人口數量的增多，對生活垃圾產出量的解釋力度相對較大。

第三，西安。西安是另一個典型代表。非常住人口向常住人口轉化的跡象也非常明顯。但還有相當一部分非常住人口，并沒有轉化成為常住人口，也就是說，如果延續現有的落戶政策，未來常住人口增長的空間，仍然巨大。

第四，武漢與杭州。非常住人口在總人口中的占比仍然較高，也就是說未來也存在非常住人口轉化為常住人口的巨大空間，但就2017年來看，轉化為常住人口的速度似乎并沒有西安那么迅速。

第五，成都。從數據上觀察，非常住人口在總人口中的占比，并不突出。未來非常住人口轉化為常住人口的空間似乎也不大。而成都生活垃圾產出量的增長，則主要是由于常住人口消費能力的提升。

結語

探索采取生活垃圾產生量，涉及“噸均GDP”的指標，并不是想比較八個核心城市的優劣。主要試圖反映傳統“人均GDP”指標的缺點，并觀察一個城市的人口特征，以及非常住人口動向。

現階段，伴隨著中國經濟逐步進入“存量經濟”時代，經濟增速仍然是逐步探底的過程，盡管2018年底2019年初，政策的相繼發力，或將對經濟增速產生一定的托底作用，防止經濟增速短期過快回落引發的經濟社會風險，但中長期看，經濟增速回落的步伐仍然屬于正常的規律。

如果觀察經濟的視角過于宏觀，容易會對經濟產生“悲觀”預期，但若把視角進一步放低，則越來越會發覺中國經濟的活力與張力。例如，如果以“南北分化”是視角來觀察，就會發現盡管北部經濟增速放緩，但南部經濟仍然具有高增長的預期。

如果再進一步放低，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一體化、京津冀都市圈、成渝城市群等重點區域的發展，構成了中國經濟的活力地帶。

甚至再進一步放低到城市層面，則會發現活力可能進一步凸顯出來。其實從改革開放40年來觀察，上海與廣州、深圳的發展模式還是有明顯的不同，例如上海是“三駕馬車”，國企、民營、外企三分，而深圳以民營經濟為主；從產業結構上看，上海偏重，還留有制造業的底蘊；深圳偏輕，新興產業、新興技術應用較多；從空間布局上觀察，長三角區域范圍內，更多地是形成了包括上海、蘇州、杭州為重點城市的城市群發展格局，而廣州、深圳，包括香港，極化發展的態勢則更加明顯。

伴隨著高質量發展導向的進一步明確，未來再以總量增速的眼光來觀察經濟，出現誤判的可能性也在加大。而探索能夠反映“協調發展”和“綠色發展”的噸均GDP指標，或許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國經濟的邏輯和政策的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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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編輯：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