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你們怎么一點都不興奮啊。”

“來了深圳，不在這里拍幾張照片，那算是白來了。”

深圳市主干道深南路與紅嶺路交叉路口，矗立著一幅巨型鄧小平畫像：在藍天白云的襯托下，鄧小平微微側身，目光和藹，身旁簇擁著青草綠樹和杜鵑花，身后的現代化建筑直插云霄，左上方寫著“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14個紅色大字。到畫像前留影已成游客必選項目，一位大叔埋怨著孩子們對身邊的景色無動于衷，另一個大媽正在熱切地張羅著親友合影留念。

“不要擠，不要靠著圍欄，照相的一個個來。”

“有人看到過這個小孩兒嗎，五歲多，穿了一件黃色的上衣。”

深圳市中心的蓮花山頂，有一尊六米高面向正南方的鄧小平青銅雕像，塑像北側石墻上鐫刻著鄧小平1984年視察深圳時的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山頂廣場面積不大，全是游客，保安站在雕像前的圍欄邊維持秩序，一個年輕女人舉著手機里的照片正在焦急地尋找人潮中擠丟了的兒子。

我和父母過年去深圳的第一天就趕到這兩個地方“朝圣”。20度的“高溫”天氣里，裹了一身冬裝的我們熱得滿頭大汗，盡管如此，二老還是興致盎然。因為鄧小平對于父輩那一代人而言有著特殊的情結，對于深圳這座年輕的城市更是意義重大。

1979年的那個春天，當鄧小平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下一個圈時，可能誰也預料不到，這個貧窮的小漁村，會在短短40年內變成上千萬人口經濟高速發展的國際化大都市，GDP從1979年的1.97億元上升到2018年的2.4萬億元，躋身亞洲城市前五，僅次于東京、上海、北京、新加坡。

時代選擇了深圳。英國《經濟學人》曾評價：“改革開放近40年，中國最引人矚目的實踐是經濟特區。全世界超過4000個經濟特區，頭號成功典范莫過于’深圳奇跡’。”

如今，深南大道的鄧小平巨幅畫像和蓮花山頂的鄧小平雕像依然目光如炬；深南大道兩側，電子大廈、國貿大廈、地王大廈、京基100、平安金融中心等一棟棟建筑不斷刷新“深圳高度”；蓮花山下車水馬龍，流光溢彩。

而一座城市崛起的背后，是一個正在被不斷折疊的社會。

“北有中關村，南有華強北。”

第二站，我們坐地鐵去華強北，留意到報站語言有三種：普通話、粵語和英語，這在其他方言強勢的城市并未見到。

或許是過年的緣故，傳說中的繁榮景象一點兒也沒有見到，諾大的商業區只有一樓臨街的幾家品牌店在營業。店員懶洋洋的，根本無心招攬顧客，一家店鋪櫥窗上撒著標有“利是”的糖果，橘子生綠霉了也無人處理。

轉了幾圈，冷冷清清。無意間看到廣場上的指示牌顯示“騰訊舊址”也在華強北，我才重新打起精神，想要去一探究竟。

約莫走了半個多小時，按照導航提示，正在改造施工中的賽格科技園應該就是騰訊舊址所在地了，但我并不確定具體的樓層。幸好門口有保安值班，他告訴我騰訊以前就在賽格科技園二棟東。

如今，這棟孕育了騰訊的大樓已經成為深圳云創智谷所在地，只有四樓入口處擺著的QQ聊天窗口易拉寶和403門楣上掛著的騰訊標牌，還保留著騰訊的印跡。

就在我離開賽格科技園的幾天后，2月10日，馬化騰發了一條朋友圈：“不知不覺，才想到二十年前的今晚到明日凌晨期間，只有幾百K字節的第一個版本的QQ99a正整裝待發。”當時，不知他是否想起了在賽格科技園的歲月。

1998年年底，馬化騰和張志東等人在賽格科技園二棟東403創立了騰訊，3個月后，OICQ的第一個版本發布，之后改名為“QQ”。馬化騰回憶產品上線后和張志東跑到網吧觀察用戶使用狀況的心情：“那時，當’嘀嘀’聲不知從哪個黑暗的角落傳出的時候，我們的心尖都會跟著抖一下，那種體驗從未有過，太美妙了。”

那一年，在深圳華強北路和深南中路的交匯處，華強電子世界拔地而起，成為深圳第一高樓。此后，以華強電子世界為中心輻射至周邊區域，形成了電子中心和商圈，也開始有了“北有中關村，南有華強北”的叫法。

更早之前，深圳是沒有電子中心的。華強北甚至連個地名都沒有，直到1979年粵北兵工廠遷入深圳后才取名為華強，寓意“中華強大”，附近的公路也開始以此為名。

那時，深圳雖然誕生了一批日后聞名的企業，但它們在初創階段都選擇了貿易加工：1984年，王石創辦了現代科教儀器展銷，販賣投影機和錄像機；1985年，侯為貴成立中興半導體，做著從電風扇、電子琴、冷暖機到電話機的加工生意；1987年，任正非創辦了華為，最初只是一家生產用戶交換機的香港公司的銷售代理。

消費電子產品的興起真正將華強北推向了世界的舞臺。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初，華強北迎來了最繁榮的時期。700多家商場在此匯集，日客流量近百萬人次，年銷售額260億元以上，不僅與羅湖東門步行街并列為深圳人氣最旺商業區，更一度被視為中國電子行業的“風向標”和“晴雨表”。

在華強北的黃金年代，30萬一平的一米柜臺中走出了許多億萬富翁，也孕育了一批知名企業，如神州電腦、同洲電子等。騰訊是其中最成功的。

華強北是騰訊的福地，從QQ的推出到公司實現首次盈利，它見證了騰訊最初6年的飛速發展。2004年，騰訊上市，搬到了飛亞達大廈；2009年，位于深南大道10000號的騰訊大廈竣工，成為騰訊新的總部。二十年間，伴隨著PC和移動互聯網的興起，騰訊成為國內首家市值過千億的互聯網公司，華強北亦問鼎“中國電子第一街”。

然而好景不長，2012年，經過山寨查貨風暴和高壓集中整治后，華強北出現“關、停、并、轉”潮，最終導致3600余商戶退出市場。2013年，因建設地鐵，華強北宣布封路改造。在遭遇四年封街、電商沖擊、產業升級后，華強北人流大幅減少，曾經被炒到30萬的“一米柜臺”竟然出現了空鋪。

大夢醒來已經變天，而珠三角的代工手機工廠也經歷了一場生死。2015年年關來臨，東莞手機代工廠兆信通訊資金鏈斷裂，董事長高民在深圳自殺，以“愿賭服輸，我輸了”開頭，留給員工一封絕筆信。彼時，國內手機庫存量過億，市場不斷下滑，大批代工廠倒閉。

2017年1月，華強北復街，盛景卻不復往日。有人堅守有人離開，華強北也開始轉型，賣起智能家居、無人機、礦機，有些數碼城甚至轉型為化妝品市場。騰訊則在深圳大學南面建起了新總部——濱海大廈，三條連接層連接著兩座塔樓，寓意“互聯”，也與馬化騰提出的“騰訊未來要做連接器”的理念形成呼應。

“去哪兒，坐不坐摩的？”

走出沙井地鐵站，就看到十幾輛摩托車停在路邊拉客，也有藍色出租車從我身邊掠過，司機搖下車窗投來打量的目光。

地鐵附近成群的爛尾樓和商貿區混雜著，廉價網吧、旅館、雜貨店等鱗次櫛比......誰又能想到，這里曾經是名噪一時，與華西村、大邱村、南街村齊名的“南國第一村”呢？

1984年，地處深圳寶安區沙井街道的萬豐村成為中國第一個走股份制道路的村莊，此后便走上了發展的快車道。據媒體報道：到2002年底，萬豐村總資產達18.23億元，人均資產86萬元，加工出口額5.9億美元，解決了近十萬人口的就業問題，萬豐村當年就提前達到“小康”社會各項指標。

然而，由于土地的急劇升值，越來越多的村莊被卷入利益爭奪的漩渦，萬豐也成了“貪官村”。2012年初，廣東打黑，“龍哥”被抓，沙井街道書記“劉少雄”落網，萬豐村黨支部被集體停職。

如今，登上萬豐標志性建筑萬景樓，進入我視線的街景甚至比不上內地的小縣城，農民自建小產權房隨處可見，二棟樓之間相隔不足一米，當地人稱之為”一線天“。

深圳城中村內仰望天空 ?圖片購自視覺中國@cfp

深南大道上的流光溢彩在這里全然不見蹤跡，這里是另一個深圳。

萬豐僅僅是深圳大大小小的城中村的縮影。那些潮水般涌來的外來工、移民者就生活在這樣的“一線天”樓群中，他們是深圳崛起的奠基者和見證者，也是深圳崛起所付出的代價。

2009年，時代周刊罕見地將中國工人作為一個整體入圍年度人物，排名第二。中國廉價勞工成了媒體口中的救世主，將資本主義從危機中拯救出來。

馬化騰13歲那年舉家搬到到深圳，“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標語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這條標語激勵下，幾十年間，趁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深圳從一個人口剛過30萬的“小漁村”，成長為了超過千萬人口的國際化都市。

今天的蛇口時間廣場，“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標語依然可見，但更常見的標語是“來了，就是深圳人”。深圳官方統計數據顯示，1989年，非戶籍的深圳人口數量首次超過深圳戶籍人口數量，此后二者數量上的差距越拉越大。

然而，在這座年輕的移民城市，幾千萬名打工者想要找到認同感和歸屬感絕非易事。他們曾經滿懷“淘金夢”來到深圳這個奮斗者的天堂，但是蔡屋圍的摩天大廈承載不了他們的夢想，東門的繁華市井也給不了他們幸福的生活。他們沒有學歷，沒有技術，沒有資源，只能去工廠流水線干活，流血流汗換來的僅僅是微薄的生活費。

“三和大神”就是失落的打工者群體的真實寫照。他們聚集在深圳龍華三和人才市場周圍，只做工資日結的工作，從來不管明天，為了100塊可以將身份證賣掉。餓了4塊錢一碗的“掛逼面”，渴了2塊錢一瓶的清藍大水，有錢在網吧刷夜，沒錢就睡在街頭。

富士康在龍觀人才市場招工 ?圖片購自視覺中國@cfp

隨波逐流成為他們的生活常態。有人說，這種得過且過的生活與行尸走肉有何區別？但誰又有資格可憐他們。活在深圳的人像是一顆顆日夜旋轉的高速陀螺，根本無法放慢腳步。

2010年，深圳龍華富士康工廠，高速旋轉的節奏被叫停了，原因是“十八連跳”。悲劇發生后，9位中國學者發表聲明：當看不到打工通向城市安家生活的可能性的時候，打工的意義轟然坍塌，前進之路已經堵死，后退之路早已關閉。

那些一躍而下的年輕生命帶來的改變是，工人底薪從900元漲到了2100元，每天最多加班兩個小時。然而漲薪速度永遠追趕不上物價增速，在如今的富士康，比起無休止的加班和不停歇的生產線，工人們最擔心的不是訂單壓力，而是無班可加。

2018年新榜大會上，快手副總裁岳富濤分享了一組數據：在快手上有超過一萬名富士康員工，富士康內部推薦招工有獎勵，招一人獎1080元，有人賺了百萬。

深圳龍華，一條梅觀高速公路隔開了富士康與華為兩個世界。附近的崗頭村住著這兩家公司的打工者。

深圳龍華，富士康與華為相隔不遠 ?圖片購自視覺中國@cfp

去年7月2日，約1500臺車載著華為2700名員工正式去東莞上班。前一天40輛8噸貨車60車次，貼有統一標識“華為搬遷專用車輛”從深圳總部駛向松山湖。一時間“華為跑了”、“深圳衰落”的爭論甚囂塵上。

事實上，過去40年間，深圳誕生在爭論之中，亦在爭論之中成長。

1979年，鄧小平在南海邊的這個小漁村劃了一個圈。這個圈的份量和意義不必多說，但在當時卻引起了爭議。爭論的結果是經濟特區還是要搞，但要與作為社會主義主體的內地隔絕開，于是在深圳特區邊上樹立了一道水泥墻，以此隔開經濟特區和內地。

1984年，深圳特區初具規模，鄧小平視察并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據說，一河之隔的香港電視臺立即轉播這條消息。

此后，關于深圳發展道路的爭論逐漸淡化下來，深圳也打破了從前依靠外貿出口的產業格局，在繼續發展“三來一補”工業外，開始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康佳、賽格、華強、飛亞達和華為等企業誕生。

然而第二年，香港《廣角鏡》雜志便發表了香港大學博士陳文鴻的文章《深圳的問題在哪里？》。文章指出：第一，深圳特區沒有做到中央規定的三個為主，進口大于出口，引進的設備又是香港、日本淘汰的東西；第二，特區的繁榮主要是靠賺內地的錢實現的。被稱為打響了“特區失敗論”的第一槍。當年，中央決定對深圳進行全面整頓，深圳也開始大規模的調整，把從商貿為主的特區轉向以工業為主的外向型經濟。

1987年6月12日，鄧小平再次發表講話：“現在我可以放膽地說，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決定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懷疑都可以消除了。”1992年1月，鄧小平第二次南巡，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談話：“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

深圳開始了新的騰飛。1996年，地王大廈以“九天四層樓”創造了新的深圳速度，又以384米重塑了深圳高度。但隨著香港回歸，內陸全面開放，深圳優勢不再，2002年的一篇著名網文《深圳你被誰拋棄》再一次把深圳拉入暴風驟雨中。

地王大廈與平安銀行遙遙相對

該文從招商銀行、平安保險、中興通訊、華為科技以及沃爾瑪的“遷都”傳聞說起，談到了深圳的人才引進、投資環境、行政效率、國有企業改革以及文化氛圍等諸多問題。三年后，市長李鴻忠公開承認，深圳經濟發展面臨“土地有限、資源短缺、人口不堪重負、環境承載力嚴重透支”四個方面的“難以為繼”——深圳經濟體系由此拉開了新一輪產業轉型。

深圳迎來了企業“外遷”的頻發期。2013年，大疆科技在東莞買地；2014年，中興通訊將生產基地遷往河源；2015年，比亞迪在汕尾投資建設新能源汽車產業基地；2016年，時任深圳市長許勤在一次講話中坦言，有超過1.5萬家企業遷出深圳……如今，深圳被人詬病最多的依舊是醫療、高等教育的短板、土地的稀缺以及逆天的房價。未來將如何破題？

“文化沙漠”是人們對深圳的另一重刻板印象，而蓮花山下的深圳似乎打消了我的疑慮。

市民廣場上，人氣很旺，一串串紅燈籠高高掛著，兩三個街頭歌手正在彈唱原創歌曲，各自身邊都圍著一圈兒人安靜地聽歌。深圳書城、深圳圖書館、音樂廳分布在廣場兩側，一站地鐵之外便是深圳博物館。一座城市的文藝氣息仿佛全都聚集在這片區域了。過年期間，這幾個地方依然人群涌動。

*部分圖片系作者拍攝

本文由“商業人物”（ID：biz-leaders）授權轉載。“商業人物”專注于關注中國商業力量，講述原創商業故事，提供商業人物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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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編輯：竹書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