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為世界人口第一大國，長期以來關注的是如何控制人口數量不斷增長的問題，但如今，這種擔憂開始發生了逆轉。進入2019年，有兩份關于人口的重磅報告，引發了學界和社會的關注。報告提出，中國的人口負增長時代即將到來，這將對中國經濟帶來哪些影響？

中國社會科學院1月3日發布的最新《人口與勞動綠皮書》提出，中國的人口負增長時代即將到來。報告預測中國人口將在2029年達到14.42億的峰值，并從2030年開始進入持續的負增長。恒大研究院也在1月2日發布一份《中國生育報告》，提出中國人口將在2024-2031年前后見頂，具體時間取決于未來鼓勵生育政策的力度。此外，該報告稱，2018 年中國出生人口或降至1500 萬以下，比2017年的1723萬有明顯減少。預計2030 年出生人口將降至 1100 多萬，較 2017 年減少 1/3。育齡婦女規模也已見頂下滑，2030 年 20-35 歲主力育齡婦女規模將比 2017 年減少 31%。報告還稱，中國15-64 歲勞動年齡人口在 2010 年達到峰值，20-50 歲主力購房人群在 2013 年見頂。兩份相關報告提出的人口趨勢變化引發關注。社科院綠皮書提出，中國的人口負增長已經勢不可當，從現在開始亟須開展研究和進行政策儲備。

?中國人口負增長時代何時到來？

趙忠：我基本上同意這兩份研究報告的判斷，我們2016年做了一個預測，2017年發表了，基本總的趨勢是一樣的。最早2025年，最晚2030年左右，中國人口數量會出現下降趨勢。

蘇劍：我們也做了一個報告，我們判斷中國2018年人口其實已經到拐點了，2019年中國人口開始減少。全面放開二胎之后，第一年，2017年人口比2016年減少63萬，2018年估計比2017年會減少出生250萬，如果2019年接著減少的話，兩三年減少下來，中國的人口拐點最晚在2019年就到了，就快到出生人數和死亡人數平衡的這個點上了。

?人口數量變化對宏觀經濟有哪些影響？

趙忠：首先，我們國家作為一個大國，人口必須保持適度的規模，這不管對國家的安全，還是社會經濟發展都十分重要。從經濟學角度來講，勞動力是非常重要的，和資本一樣是重要的生產資料。所以如果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的話，會對經濟的發展，以后的養老，以后的社會可持續發展造成很多影響。

蘇劍：最關心兩個指標，一個是勞動力總量，一個是人口總量。人口總量決定了需求，人越多，需求量越大，包括對普通消費品的需求，也包括對房子、汽車等產品的需求，甚至包括對能源的需求。決定需求非常關鍵的因素就是人口總量。勞動力總量決定了供給，人口總量決定了需求，所以這兩個合在一起，對任何一個經濟的需求和供給的決定都是非常關鍵的。

另外，還有新出生人口的數量，它決定了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中國目前是一個老齡化嚴重的經濟，在這個情況下，就像一頭大象一樣，大象的腿變得越來越細，但是身子基本上沒有動，如果出生人口繼續減少，腿就撐不起大象了。

趙忠：除了總量和新增人口外，人口有一個結構性的問題。我們做了一項研究，我國65歲以上的人口比例增長很快，即使在二胎政策最樂觀的情況下，也會勢不可當地達到老齡化，甚至老齡社會、超老齡社會的地步。

表格中的0.3、0.5、0.7代表二孩政策實施以后，30%、50%、70%的家庭愿意生二孩。但是，實際上0.7不可能達到的，不可能有70%的家庭會受這個政策的影響生二孩。0.3到0.5之間是一個學界比較公認的區間。中國老齡化加深的趨勢是不可逆的。

65歲以上人口的比例，從5%增到10%，意大利花了100年，日本花了35年，中國花了30年，是最快的。

?人口數量哪些重要變化值得關注？

蘇劍：應該關注三個時間節點。第一個時間節點是2012年，勞動力見頂，開始減少。第二個時間節點是2018年，人口拐點到來，從需求上開始抑制經濟。第三個時間節點，如果退休年齡依然不能快速調整，按60歲算退休年齡的話，2022年將是一個時間節點。因為從這一年開始，每年勞動力人口會減少1000萬，而且會持續十幾年。1962年中國出現了生育高峰，如果60歲退休的話，2022年中國進入退休高峰。這一年，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輕人如果按20歲算的話是2002年出生的，那時計劃生育政策已經執行了20多年，出生人口比較少。所以兩個一減，基本上就是1000萬左右。2012年、2018年、2022年，是我們認定的對中國宏觀經濟影響非常重要的三個時間節點。

趙忠：2018年二孩政策所釋放出來的人口效應已經結束了，這個政策是短期的，它不可能產生長期的影響，所以提升出生意愿需要新的政策措施出臺。

蘇劍：按照城鎮化的規律，中國以后大概會形成幾個一線城市，再加上幾十個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市，人口就向這些大都市聚集。這一方面有規模效應，另一方面也可以把市場集中。不僅是集中要素，同時也集中了市場，因為市場不集中的話，很多小企業是活不下去的。另外，人口還會向沿海的都市聚集，因為考慮到運輸成本和水資源的分配。

趙忠：中國改革開放以后人口流動是從農村向城市流動，從相對經濟比較落后的內陸、西部向沿海流動，所以歸根到底中國的人口流動是以經濟為目的的。那就意味著在參與人口流動的主要人口是勞動年齡人口。這對社會的一個重要影響就是各個省份之間存在不均衡。經濟發達地區由于吸引了年輕的勞動力，老齡化程度會下降，但是農村、西部等經濟欠發達地區的人口老齡化會更加嚴重。這種跨區域的流動事實上對整個社會政策提出了很大的挑戰，比如社會保險、養老保險制度。養老保險以前是省統籌，但如果要解決各個省份之間人口老齡化程度差異，就必須實行全國統一的養老保險制度。

?“新人口紅利”從何處來？

趙忠：如何使人口能更好地可持續發展，一個是質量上要下工夫，那就是人力資本的投資，教育體制的改革，欠缺的要補上，例如我國以前職業教育方面相對欠缺。另一方面，過去我國是世界工廠，很大一部分工人來自于農村，由于受戶籍制度等多方面影響，可能在城里沒有長期的規劃，雇主也會覺得工人不會在工廠長期待下去，所以在職培訓工人、雇主雙方都意愿不強，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我國產業的升級。所以勞動力數量減少了，要在勞動力質量方面做文章。

其次很重要的就是戶籍制度的改革，一方面可以使工人和雇主有長期預期，使他們覺得可以在這個地方留下來，技能投資是有利可圖的。另一方面可以延長農民工的勞動時間。去年我國農民工的數量大概是2.4到2.5億，大量農民工由于各種制度障礙，不管是工作時間還是到城市打工的時間都不長。通過制度改革，可以把這方面的人力資源充分利用起來。

另外很重要的是老年人口。從世界范圍看，我國人口的預期壽命幾乎已經達到了發達國家的水平，所以要改變現在退休年齡一刀切的政策。并不是說強制人要工作到什么時候，而是說作為老年人口，他要有可以工作的自由和選擇。

?人口變化對房地產帶來哪些長期影響？?

蘇劍：我2013年寫過一篇文章，當時的觀點是房價中長期看受人口影響，短期內還有政策等因素的影響。當時我判斷是2018年人口到頂，然后就開始減少。所以當時我判斷2018年就是中國房價的拐點，

總體來說，房價決定于三類因素。一類是總人口，一類是經濟增速，人均收入決定購買力，另外是政策，各項政策其實決定的是短期波動，中長期的決定因素還是人口和潛在增長率。

?如何應對老齡化挑戰？

蘇劍：現在很多人都覺得人工智能、機器人等技術會導致就業人數下降，因為它會替代一部分勞動力，甚至有人認為這些技術以后將會導致中國出現幾個億的失業，這是完全錯誤的。因為技術進步是增加就業的，不是降低就業的。比如說互聯網、計算機、手機等剛開始出現的時候，很多人驚呼以后會導致大規模的失業，但是這實際上催生了一個大行業，雇傭了很多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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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回顧最近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就業人數跟技術進步是同步進行的，但是這會導致部分工人必須重新安置。工人以前的工作技能可能不需要了，需要重新培訓再就業。所以隨著技術進步，中國以后的勞動力短缺將越來越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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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忠：以機器人為例，我國制造業中，每萬名員工擁有的機器人數量上升很快，2009年才11臺，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6臺。到了2017年已經超過了世界平均水平85臺，達到了97臺。所以技術進步確實在改變生產方式。

第二，我國的機器人數量事實上和世界一些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我國2017年有97臺，韓國最高，有710臺。在一定程度上技術可以緩解勞動力不足、人口老齡化所面臨的挑戰。

蘇劍：與老齡化相伴而來的是獨子化，各個家庭的孩子只有一個。軍事方面，現在部隊是獨子構成的部隊。社會方面，大家對獨苗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對獨苗的教育投入很大。政治方面，老齡化結果就是老年人對政治的參與度比較低，社會治理方面就會出現相關管理的挑戰。以后人口結構的變化，如果生育率只有1.2，靠目前的養老體系是包不住的，這就是持續性很重要的一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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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忠：所謂的人工智能、機器人，事實上替代的是一些可以編程的工作，大量非程序性的工作，創造性的工作，是和人工智能、技術進步相補充的。這種工作以后會隨著技術進步、人工智能的發展越來越重要。但是從我國的數據來看，從1990年到2015年，這方面的工作創造是一個基本上停滯的狀態，反而還略有減少，而且比例也不高。再比較美國的同時期，美國針對性的工作現在已經達到了40.5%，而且是上漲的趨勢，1989年到2014年增長了6.2%。所以整個要怎么樣把技術、人工智能來應對人口老齡化，它不是自然而然而發生的，要有相應的政策，相應的措施來推動這方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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