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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大運河先后主要有兩條河道：

一條河道是隋煬帝楊廣時期（施工期：公元605年-公元610年）開鑿的，以永濟渠、通濟渠、邗溝、江南河組成并勾連起桑干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的隋朝大運河；

另一條河道則是元世祖忽必烈時期（施工期公元1283年-公元1293年）開鑿的，以通惠河、御河、會通河、揚州河、江南河組成并勾連起海河、漳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的元朝大運河。

明朝初年又先后兩度疏浚會通河，這才形成了明清時期最終成型并勾連起政治中心（北京）與經濟中心（江南）的京杭大運河。

我們通過比較兩條河道就會發現，隋朝大運河總體走勢恰似一個等腰直角三角形的兩條直角邊，開封是其“頂角”，長安與洛陽通過通濟渠西段（今洛河河道）、黃河、廣通渠與開封相連，通濟渠西段、洛陽、黃河、廣通渠、長安依次連綴隋朝大運河頂角開封的橫向延長線。

而元朝大運河則“截彎取直”，不再為長安與洛陽繞那么大一個彎，而是略有弧度地繞過泰山直奔元大都與明清北京，如果把隋朝大運河與元朝大運河放到一張圖上，元朝大運河反倒像是隋朝大運河的“斜邊”，與隋朝大運河一道構成一個完整的等腰直角三角形。

那么，相隔600年開鑿的兩條大運河，為什么會有如此這般的線路變化呢？是什么力量把原本繞了一個大彎的隋朝大運河掰直的呢？

個中緣由離不開北京城的崛起。

在周朝以來直到唐末宋初的歷史長河之中，“北京”還被當時的歷代政權叫做“薊城”或“幽州”，偶爾被叫做“范陽”，還有個名喚“燕”的雅號被司馬遷以來的史學家用來簡稱這座城池。

自從燕國在薊城定都以來，北京的前身——薊城，由于恰好處于河北平原主干道的正北端，能夠連通中原與東北方向的燕山防線，甚至連通遼河邊塞，因此而成為一個中原王朝在東北方向的軍政重鎮，始終作為一個看守中原政權東北大門的守門員而存在，與營州城（今遼寧朝陽）、定州城（今河北定州）、邢州城（今河北邢臺）、鄴城及其繼承者（今河北臨漳）等共同守衛漢唐時期的東北防區之戰略縱深。

薊城及上述一線河北諸城共同構成的“幽燕防區”負責東北方向，關中以北諸城（朔方）與三晉諸城所在的黃土高原共同構成的“晉朔防區”負責正北方向，自天水至敦煌一線隴右諸城共同構成的“關隴防區”則負責西北方向，“三北防區”共同翼護由長安、洛陽組成的漢唐兩京之腹地，在漢唐帝國強盛之時向著廣義遼東、陰山南北、廣義西域擴張，在華夏政權衰落之時則構成“三北”北族入華的通道。

隋朝大運河便是在這一基本格局背景之下開鑿的，其具體目的要分段來看，黃河以南的部分（通濟渠+淮河+邗溝+長江+江南河）主要是為了將魏晉南北朝時期發展壯大起來的江南錢糧賦稅供給到受戰亂削弱的北方，進而維持更加龐大的隋帝國官僚體系在長安、洛陽兩京的正常運轉，這條河段也便因為這一“供給中央”的使命而得到后繼者唐帝國的重視，在疏浚河道上相當重視，以至于安史之亂以后的唐王朝都必須保持這一生命線，吸收江南經濟力量，來與北方的藩鎮、吐蕃、回紇作斗爭。

隋唐大運河南段轉運東南的使命

黃河以北的永濟渠則完全是隋朝及初唐統治者用來征討高句麗的軍事物資轉運通道，先后供給了隋文帝1次（公元598年）、隋煬帝3次（公元610年、611年、613年）、唐太宗1次（公元644年）、唐高宗1次（公元666年），共計6次大規模征討高句麗。以及唐太宗與唐高宗兩次總征討之間的持續襲擾，最終于在公元668年滅掉高句麗，完成對于東北亞地區的爭霸，從隋文帝到唐高宗，前后持續70年。在這個過程中，幽州城（薊城）第一次在大運河運輸物資的輸血配合下發揮了中原政權向東北方向大舉用兵的前沿中轉站作用。

在大運河修筑之前，中原王朝也曾依靠陸路運輸沿著太行山東麓的南北干道（今京廣鐵路所在）向薊城運送戰略物資并向東北亞采取行動，例如秦軍征服遼東、漢武帝消滅衛氏朝鮮、司馬懿擊敗公孫淵、北魏消滅北燕等，但都是速戰速決，都沒有在大運河配合下前后70年6次征討高句麗這么大的規模，由此可見大運河北段永濟渠對于隋唐爭霸東北亞的強大助力。

唐高宗以后，高句麗雖然滅亡了，但契丹、奚、新羅、渤海等新興族群相繼在東北亞興起，唐帝國依然需要維持對東北方向的把控，因此便在河北地區設置藩鎮，其中又以幽州節度使為重心（713年設置，742年改名范陽節度使），給幽州配置了北方十道節度使中最強的兵力（9萬多人），幽州城的軍政實力由此進一步擴大，安祿山也便得以憑借此城及河東、平盧兩鎮發動了“安史之亂”，由此開啟了河北藩鎮與唐朝中央分庭抗禮的中晚唐時期。

以安史之亂為導火索接連引發的藩鎮割據、五代混戰，耗竭了長安與洛陽的經濟基礎，漢唐兩京由此徹底衰落。再加上遼、金、元的三波“對宋攻戰”，關中平原與中原腹地再也恢復不到漢唐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總中心地位，經濟文化中心的寶冠如同孔雀東南飛那樣轉移到了江南地區，政治軍事中心則隨著遼金元清的相繼崛起而轉移到燕山南麓。

對于遼金元清的統治者而言，燕京地區是長城以內距離他們的發源地（遼河上游、黑龍江、斡難河、遼河下游）最近的地區，能夠讓他們通過并沒有多寬的燕山山脈快速與發源地聯系，所以遼金元清四朝便會相繼把燕京選定為陪都或首都所在。明朝也意識到了東北方向對于帝國守備的重要性，天子守國門也是朱棣遷都的一大重要考慮因素。

由此可見，遼金以來，直至元初，長安、洛陽徹底衰落，開封也在金、元兩次南下的兵禍中徹底衰敗，到了元初，整個關中、中原不再構成任何中心，犯不著再像隋唐那樣維持江南與中原的漕運聯系。

隨著元朝建立，恰好處于長城內外農牧產業區之間的元大都，從此徹底取代曾經的關中與中原，成為元明清三朝的軍政中心。元朝大運河在開鑿之時也便不再需要考慮中原這個支點，僅僅需要把元大都與江南通過漕運直線連接起來便好，自是不必再行繞道了。

大運河河道的變化與北京城地位的上升作用是相互的，為了元大都而截彎取直的大運河，在明清時期還進一步鞏固了北京的明清王朝中心地位，若不是明初兩度疏浚改造會通河，保持了大運河山東段的暢通，僅僅憑借在唐末以來衰落了六七百年的北方經濟實力，是遠遠不足以供給北京的正常運轉以及北方長城的正常維護的。

明清大運河絕不僅僅為北京城提供了經濟后盾，而且也為明長城防御體系以及清朝控制塞北提供了經濟助力。大運河、北京、長城、塞外疆土，四者之間相互維系，合作共生，這才保持了明清各自長達兩百多年的穩定統治。

綜上，隋朝大運河與幽州城的關系是供給中央與經略邊鎮的關系，是中央工程部分用來供給東北戰略的關系，所以河道是“彎轉”的，而元朝大運河與北京城的關系則是中央工程供養中央軍政，比隋朝大運河與幽州的關系更直接，所以河道是“近直”的。可以說，從東西兩京到燕京的“重心轉移”，也即北京城地位的上升與中原地區的衰落，歷史之滄桑變遷恰似某種看不見的作用力，將大運河河道截彎取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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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編輯：雨影晨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