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擁有中國一線城市中最龐大的經濟體量，但上海的互聯網產業卻始終被人深圳、北京甚至杭州甩開很遠。多年以來上海互聯網產業增長乏力始終為人關注，相比之下幾乎從未有人討論國企為什么不能在互聯網行業獲得成功。

事實上國有資產規模和GDP遠遠大于上海。雖然未掌握準確的比較數字，但根據國家統計局公開披露的統計結果，2015年上海市國民生產總值(GDP)為2.51萬億元，全國GDP則高達67.67萬億元，計算下來占比為2.15%；南方周末《誰拉低了GDP增長率》一文援引財政部數據顯示2015年全年國有企業營業總收入45.47萬億（454704.1億），在全國GDP中占比高達67.17%。

根據國資委主任肖亞慶在2016年向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所做的報告，截至2015年底全國國有企業資產總額達119.2萬億元。肖亞慶并表示國有資本布局正不斷優化，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行業和領域集中，在軍工、電信、民航、能源等重要領域占比達到90%以上。

互聯網正在從底層改造與融合幾乎所有傳統行業。當互聯網在經濟生態中扮演越來越重要地位時，在眾多傳統領域占有得天獨厚優勢的國有資產卻顆粒無收。

上海畢竟產生過一度成為中國最大互聯網企業的盛大，也擁有攜程、陸金所、滬江等一批互聯網細分領域的龍頭，而成功的互聯網國企則幾乎是空白。如果說上海是互聯網洼地，那么大概只好說國企是互聯網沙漠吧。

國企的先天優勢

和很多人的直覺相反，國有企業和以民營企業為代表的社會資本相比，其實具有進入互聯網行業的強大先天優勢。作為共和國長子，國有企業在資本、政策、人才等核心競爭因素上的優勢是社會資本無法比擬。

1.資本優勢

資本優勢就不用多解釋，不但國有資本的既有體量龐大，而且每次擴大內需的萬億級投資大多投入國企。即使在貸款甚至上市等融資渠道上，國企依然享有比民企優越的多項扶持。

2.資質優勢

互聯網是有準入門檻的行業，在細分領域的資質要求更嚴格，很像公園大門口收了10元的票，里面卻等著很多幾十、上百元的小景點門票。從ICP備案、ICP許可、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網絡文化經營許可、互聯網出版許可、第三方支付到網絡視聽許可，申請難度不斷拔高。部分資質還要求申請人必須有國資控股，從政策上關閉了民企獨立準入的通道。而這些資質門檻對國資來說卻是量身定做，毫不為難。

3.人才優勢

在國企尤其是央企，人才是高度密集的。不要低估一份穩定工作對人才的吸引力。直到上世紀90年代鐵路、電力、銀行等壟斷企業辦的中專，對外招生的考試分數線可以超過省重點中學幾十分。在中字頭國企和具有產業優勢的上汽等地方國企，名校博士多到隨手抓。即使不論學歷論能力國企依然精英匯集，這是民企與外企都不免艷羨的。

4.先發優勢

先發優勢在互聯網行業是很重要的，尤其在移動互聯網的很多應用領域提前6個月搶占市場很容易對后進者取得壓倒優勢。各國國有資本在郵遞業都有深厚根基，然而從中國的順豐到美國的聯邦快遞，統治全球快遞江湖的沒有一家是國企。人民網早在1997年1月1日上線，甚至領先身為門戶先驅的網易、新浪和搜狐。

國有資本的優勢難以列盡，也在大多數領域比社會資本早一步搶入互聯網，結果依然是一手好牌打成敗局。即使中移動這樣堪稱優秀的超大型國企，在基礎電信的SP業務甚至移動夢網、動感地帶、飛信等綜合CP業務上也一度占盡優勢，仍然只能承受被QQ和微信OTT的命運。

體制小敗局

資本結構并不必然決定企業制度，任何資本結構的企業都建立于產權清晰責權明確的現代企業制度，這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國有企業在體制完善過程中至少還有以下一系列緊迫問題需要解決。

1.保值還是增值

所有主管部門都要求國企完成國有資產的增值保值。這個看似正確的目標其實有自身的邏輯問題。

嚴格來講保值和增值不是同義反復也沒有必然關聯，在特定情況下保值和增值這兩個價值取向是沖突的，只能保證一個優先。銀行和保險業以保值為優先價值，所以法定需要向央行提供存款準備金和保險準備金，為安全放棄部分效益；相反風險投資機構以增值為首要目標，不會為資產安全做即使是存款這樣高安全低回報投資。

2.戰略定位

國企改革已經進行了這么多年，企業是由黨委還是董事會領導依然是沒有解決的爭議。

國資委黨委書記張毅在2016年3月的央企黨建工作調研座談會要求“必須建立完善制度，確保黨建工作總體要求納入企業章程”。據報道一汽轎車和一汽夏利章程總則第一條部分增加了“充分發揮黨委的政治核心作用”，并規定公司黨委對董事會、經管會擬決策的重大問題進行討論研究，提出意見和建議。

一汽集團的章程規定可能還需要進一步修改，因為按國資委黨委在2016年11期《求是》雜志發表文章的要求，“國企重大決策須經黨委討論后再由董事會決定”。即國資委黨委要求國企重大決策不僅必須經黨委討論，而且在黨委決定后才能提交董事會。按以上要求國企黨委的實際地位將超過董事會，成為取代董事會的權力機構。

黨委希望加強自身對國企的控制一定程度上是自然，但即使拋開現代企業制度，把黨委架構在董事會之上也會使企業戰略定位發生重大問題。專注是戰略制定的基本原則，一個主體同時設定多項戰略目標或者同時擁有多項戰略決策機構都違背了戰略定位的基本規則。中途島戰役是二戰最重要的一場海戰，彼時所有實力指標都占優勢的日本海軍被在美國太平洋艦隊重創，從此開啟了美日戰略地位的逆轉。中途島戰役中日本最大的失敗就是設定奪取中途島、誘殲太平洋艦隊的多重戰略目標，不但導致作戰規劃過份復雜，并使指揮官在戰局最緊要時刻無法在戰略目標之間取舍而犯下致命錯誤。

企業是以盈利為目的的經濟組織，盈利就是在根本上加強國家對企業的控制和回報。政治使命和經濟目標對國企來說是沖突的目標，要求國企在同一時間完成兩項不同的戰略目標只能使國企不斷重蹈中途島戰役的教訓。

3.產權與決策

法人獨立是現代企業最基本的標志，這也符合科斯定律對產權清晰的要求。國企受投資主體干預不能正常的獨立運營已經有過很多案例，產生很多教訓。東北特鋼因虧損嚴重和債務違約在2016年進入清償程序。東北特鋼的運營實際是盈利的，產生虧損的主要原因是巨額資金被占用，僅遼寧國資經營公司就長期占用11.6億元。

如果產權和決策權也無法清晰厘定，國企在比傳統行業競爭更加激烈和復雜的互聯網就更加難以生存。

4.組織機構

除了黨委與董事會，國企的紀委和現代公司內控體系也存在重合。紀委部門和內控部門的功能重合使得內控這樣需要高度權威和垂直化管理的職能走形，不論紀委只監管黨員還是接管全部內控職能都不符合現代企業內控體系的要求。2016年甚至還有一家著名中字號上市公司紀委領導要求公司重大事項都事先通過紀委，這就使紀委在整個公司管理體系中的位置更加充滿變數。

互聯網的基因

體制問題是所有國企都會遇到的普遍問題，互聯網的基因則是國企無法跨越壁壘的特別屏障。互聯網是充滿變數、創新者生存的鯰魚，國企則是坐擁資源、求穩不求變的沙丁魚。互聯網和國企這兩個不同的物種在對待創新及風險的態度上有根本區別，這種性格或基因上的迥異進一步決定了互聯網沒有留給國企機會。

1.資本流動性

互聯網高度依賴創新，而創新必然伴隨巨大風險。面對經常是白手起家的創業和高度風險，風投成為互聯網產業發展不可或缺的推手。互聯網需要進退靈活、不懼風險的投資，投資需要險中求勝、以小博大的機會。國有資產則在保值和增值兩個目標中求全責備而無法取舍，在程序和權限追求穩妥與安全，注定無法趕上互聯網的節奏。

根據國有資產管理法、國有資產評估管理辦法、國有資產評估管理辦法施行細則等法律法規，國有資產轉讓需要嚴格遵守包括內部審議、出資人審批、清產核資與審計、資產評估、信息披露與受讓方征集在內的流程。在諸如國有產權協議轉讓或企業國有股權轉讓致使國家不再擁有控股地位等情況，還需要專門向本級人民政府或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會簽財政部門申請批準。

冗長程序和多頭管理的分散權限不僅使國有資產進出互聯網都變成像瓷器店里的大象般騰挪困難，而且使互聯網企業不敢輕易接受國有資產的投資。因為一旦接受國有資產的投資甚至控股，后繼的資本運作就將在多個方面受到制約，而資本運作對互聯網企業來說至關重要。

2. 管理體系

在企業外部關系上，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是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要求，但這一點在國企體制下很難實現。2016年格力董明珠也在和國資委的博弈中被換下，格力甚至是健力寶的案例在國企中屢屢發生。

在企業內部關系上，國企管理權劃分多模仿或帶有行政色彩，一把手以下各部門利益板塊化，每個部門都從自己角度出發提出要求，很難形成戰略合力。這使得國企在權限和流程上無法適應互聯網產品要求的集中資源和敏捷開發，使得微信式內部創新的經典案例成為不可能。

借用辯手李慕陽所舉的一個例子，“（中移動）王曉初老總和韋樂平院士的眼光不可謂不前瞻……創新部做的很多產品也不可謂不超前，增值業務、lbs、手機支付、智能交通、智慧城市……但轉型轉了很多年，愣是沒辦法對其中一個點形成合力。公司內部溝壑斷層太多，到了省公司一層，一些人嘴上說的是轉型是創新，干的依然是拼命賣寬帶手機沖短期銷量kpi的舊事，創新產品往往只是象征領導政績的講政治工具。結果，很多我們早早預測到的趨勢，最后依然眼睜睜地讓互聯網公司把錢掙去了。”

3. 風險承擔

正因為創新創業與競爭都有風險巨大，互聯網格外需要具有冒險勇氣的企業家精神，而這將帶來以下問題。

1)冒險精神和國企求穩風格有明顯沖突。互聯網充滿冒險的荷爾蒙，勇于主動試錯和善于在不確定性的環境中摸索出確定性方向的企業才可能創造藍海。國企的評估和利益分配體制決定了對沒有過硬上層通路的管理層來說成功自己收益不大，失敗則可能前功盡棄，于是蕭規曹隨般的平庸和對上級指示的堅決貫徹成為理性人的最佳選擇。

2)高風險高收益的行業需要權利和責任的捆綁，沒有作可預期的收益就沒有作為對價的付出。由于在國企實行高度市場化的薪資體系和期權制度是幾乎不可能的，這不僅造成國企經理人在風險面前本能的退縮，而且比民企更容易陷入腐敗。

王云輝老師在《電信反腐六年未絕》一文中提及案例和分析：“……通信業的早期發展都是極為粗放的野蠻生長，薪酬股權的激勵也沒有跟上市場的爆發。比如于2010年出逃加拿大的原中移動無線音樂基地總經理李向東，一個處級干部就掌控整個音樂行業的命脈，每年經手的流水逾百億人民幣規模，最終在諸多誘惑中走上貪腐之路。企業和政府如果不能做到完全脫鉤，在企業實際報酬或期望值遠高于政府部門和事業單位時如何可能制約呢。”

3)鮮明的個性往往是源源不斷的創造力的基礎。員工的個性和創造力通常成正比，在高度依賴創新的互聯網行業，充分激發員工個性尤其重要。

的確可以說在互聯網行業不同細分領域對創造力和執行力的依賴度可能有比較大的差異，但普遍而言互聯網行業對創造性的要求遠高于絕大部分傳統行業。國企難以改變的行政體制傳統使服從成為國企的基本語言，領導意志取代員工個性通行于從產品到銷售的每個環節。當員工個性的突兀被領導意志抹成平面，企業自然無法錘煉出有個性有創造力的產品，也就無法和沒有拘束、昂揚善戰的互聯網企業爭鋒。

可能的策略

國企基因和互聯網基因有太大的不同，沒有一針見效的辦法解決國有資本在互聯網產業成功的問題。但有以下兩點方法是值得思考的。

1.以靜治動

互聯網非常重要，但還沒有在十幾年內就淘汰所有傳統產業的可能。事實上除了中國和美國作為全球互聯網兩極，歐洲和日本的互聯網產業都乏善可陳。

歐洲和日本都沒有資格充當互聯網第三極，但歐洲和日本的經濟發展依然亮點眾多。國有資本既然難以闖入互聯網產業，不如潛心鍛造在很多傳統產業中已經具有的優勢。互聯網與傳統產業的融合是必然趨勢，掌握趨勢的另一端也有可能在融合中取得主動。

2.推進現代企業制度改革

是否建立完善的現代企業制度，將成為所有企業基業長青的最終因素。早在1999年的第十五屆黨代會就通過了著名的《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現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健全決策、執行和監督體系，使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法人實體和市場主體”。堅定不移的把國企改革推進到底，其實是決定國企是否可能在互聯網占有一席之地的首要前提。

作者：林華 來源：虎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