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改革開放最前沿的城市和標桿，卻因嚴苛的溫州網約車新政，被網約車司機謾罵，被溫州市民吐槽。縱觀全浙江，溫州是最后一個公布網約車新政的城市，從門檻來說也是最嚴格的城市之一，這似乎和“溫州模式”一直所倡導的市場經濟精髓，不相符合。

11月8日，溫州正式外公布的《溫州市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實施細則》，讓溫州網約車司機們很發愁，“燃油車車輛軸距要求2650毫米以上，并且，車輛購置的計稅價格超過12萬元”的車輛門檻，和人員“溫州市戶籍，或者在本市取得浙江省居住證6個月以上”的人員門檻，只能讓絕大多數的司機師傅們被迫下崗，溫州市民可能將重新回到“打車難”的尷尬情形。

值得一提的是，在車輛方面，溫州并沒有采取杭州較為溫和的“或”的措辭，而是參考了寧波版本的細則，即要求車輛必須滿足軸距2650毫米和12萬的計稅價格；而在人員門檻上，溫州要求溫州戶籍或浙江省居住證6個月以上（辦理流暢都尚不明晰），也沒有考慮外地“新溫州人”的真實感受。

今年32歲的安徽人芮先生在市區經營一家魚頭店。今年7月，他成為一名網約車司機。白天開網約車，晚上經營魚頭店，開的網約車是經濟型轎車。芮先生說，魚頭店的生意一個月利潤在2萬元左右，開網約車一個月也能賺4000元左右，小日子過得還不錯。如今，溫州的網約車新政一落地，無論是車輛門檻還是人員門檻，芮先生都不夠格。

“大家都不承認溫州沒有前途，但是現實很殘酷。溫州本地人都走出去了，溫州的發展卻有些抱守殘缺。”這位網約車司機的話或許能說明一定的問題。溫州是改革開放較早的前沿城市，商業經濟相當發達，“溫州模式”享譽海內外。

溫州模式的精髓是市場經濟。改革開放以來，溫州在市場建設和市場經濟發展上創造了許多“全國第一”。不過，在溫州網約車新政面前，溫州模式似乎說不通，違背了市場經濟。“只要快速、安全，同時以一個可以接受的心理價位，把我送到目的地就行。我才不管我坐的車輛是什么軸距，多少價格，是幾年內的新車。”某位網友的留言，表達了市民對于網約車定位的觀點。

不是價格，也不是軸距，更不是戶籍，網約車行業或許該由市場經濟決定。網約車定價之所以受到大眾歡迎，不僅因為相對實惠，還因為社會共享車輛本身的平民性，豪車將直接導致車費的上漲。此外，因為車輛供不應求，出行效率也將大幅度降低。

我們并沒有看到溫州網約車主管部門對于交通部文件精神的貫徹，遵照“一城一策”的政策制定原則，而是把網約車當成“另一種出租車”來管理。考慮“市場實際、尊重創新”并沒有出現，明眼人只看到僵化的、對傳統出租車管理的思維定式與“良苦用心”。

不久前，財經作家葉檀曾在系列文章《我眼中最無前途的十個中國城市》，“點名”溫州沒有前途。在她看來，“溫州人有前景，不等于溫州有前景。溫州有特色，此前的特色成為其發展之源，現在則桎梏了溫州的發展。”此言之后，不少專家站出來為溫州說話，不過結合網約車的新政看，葉檀的邏輯并非一無是處。當溫州人出去打拼創造價值，溫州本地的發展卻停滯不前，貫徹市場經濟的優良傳統停止了，這座曾經能和杭州叫板的城市，多少有些沒落，網約車新政是最好的一面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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