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體報道，做科研工作的女博士饒源(化名)遭遇詐騙。五天內被騙85萬元。騙子的手段并不高明，“角色扮演”官方機構，并以配合調查的名義讓其匯款。按照饒源(化名)講述的過程，2017年1月6日。她接到一個自稱是經偵民警的電話，表示饒源在北京開的一張銀行卡涉嫌洗錢，涉及金額128萬元，要她向警方說明情況。此后，自稱是“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的人陸續和她通話。這些假冒的公檢法人員要求饒源籌集128萬元，打入所謂的“國家賬戶”，待查明真相后返還。饒源信以為真，連續5天匯款85萬元，等到2017年1月11日再也聯系不上對方時，她才發覺受騙。

另外，從媒體方面獲知，饒源(化名)29歲博士畢業，也是入選2017年博士后創新人才支持計劃中的三百人之一，可以說是優秀青年科技創新人才的代表。這種情況下，媒體輿論便陷入兩種困境。一方面痛斥騙子的可惡行徑。另一方面感嘆，如此的高知的女博士怎么就能被騙呢？

如饒源(化名)所說，她這10年來都“泡在實驗室”，生活圈子有限，她對“新聞八卦”沒有興趣，她的微信朋友圈功能是關閉的。而曾經驚動全國的“徐玉玉”電信詐騙案，她更是從來沒有聽說過。這樣的事實面前，著實讓人感到幾分驚詫。可追根究底，“泡在實驗室”到底是不是被騙的“原罪”，這大概在邏輯上也講不通。

一個女博士被騙85萬，之所以能成為爆炸性新聞，大概是因為社會對于女博士的社會期待較高而導致的結果，由此也形成一種認知上的反差性情緒。可實際上，一個人的“社會經驗多與少”，常識判斷“強與弱”，和自身的學歷并沒有必然關系。當然，從社會的實踐層面來看。只能說，女博士的社會認知能力，比常人的社會認知能力有客觀的優勢（思維和學識層面）。

但是，如果一個人單憑有優勢，還不能決定其最終的命運。有認知優勢而不去發揮或者實踐，從效果上而言，等同于沒有優勢。所以，很多人只是感嘆優勢的存在而惋惜。至于女博士的社會經驗而言，如若不參與生活的實踐，只泡在實驗室，大抵生活的能力或許還不如普通人。

這也就是人們為何總說“百無一用是書生”，可實際上真的如此嗎？我一向認為，這是一種偏見。就如通過“女博士被騙”來證明“女博士”不如常人的認知能力一樣荒誕。坦白而言，不管是女博士的求學經歷還是其工作生涯，這只應該算是其人生中的一部分，而非其生活的全部。她自己不看新聞，不社交，自然就會導致圈子狹小，信息閉塞。但這些也并不能成為她被騙喊冤的理由，某種意義上反而算是一種恥辱。

很多時候，看到很多高知女性“被剩下”，外人來總以為她們的“要求高”，“條件多”，可實際上，當她們說出的要求和條件很普通時，人們才“恍然大悟”。原來“被剩下”不是太現實，是因為她們一心向高知，卻忘記本能的存在和生活的終極意義。

說到底，求學也好，工作也罷，最終目的是要讓人成為更好的人，讓人更會安排和應對自己的生活。而非“為求學而求學”，“為工作而工作”。只是，在我們的生活中，類似的“生活棄兒”著實不少，女博士饒源(化名)就算典型的例子。

雖然，從求學經歷上而言，著實出類拔萃，可面對社會環境中的艱險和欺詐時，她卻成為“弱勢群體”中的一員。而這種尷尬困境的形成，除卻她自身的問題以外，也與整個社會的教育觀念密不可分。這也就是為何很多孩子，都高中畢業還不會自己洗衣服，甚至一頓簡單的飯菜也不會做，這在西方社會中，幾乎是難以想象。

類似這樣的孩子，一旦失去父母或陷入困境，連自己的基本生活都搞不定。既然教育是希望人更強大，可如果一個人在受教育的過程中，連生活都不會自理，連基本常識都不去了解，最終也只能被學業奴役，工作壓死。

所以，對于被騙的女博士饒源(化名)而言，說出自己十年如一日“泡在實驗室”，只能說是自己不會組織自己的人生。講真，女博士也有很多，科學家也有很多，這些人中，生活達人大有人在。畢竟，除卻學習和工作以外，人還是要生活的，而生活本生就需要面對陌生和未知，這種時候基本的常識判斷都沒有，大抵也就難以將生活組織順當。

說到底，女博士被騙85萬的新聞中，核心不是被騙，更不是85萬，而是人們對于一個高知女性沒有生活常識的驚詫和失望。當然，不管是反思“徐玉玉”也好，還是反思女博士饒源(化名)也罷，都在表明人們開始追問教育的終極目的，而非為“讀書而讀書”，“為工作而工作”，最終成為生活的“奴隸和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