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移動互聯網公司APUS發布全球移動應用市場2015年度報告，數據顯示南亞、東南亞地區智能手機市場呈現爆炸式增長，且互聯網流量增速顯著。此外全球APP類型喜好度排行顯示，中國人愛好買買買，新加坡人愛社交，美國人喜歡游戲，而印度則偏好工具類。

　　中國移動互聯網公司為何紛紛出海，面臨哪些挑戰?工具類、系統化平臺應用之外，哪些領域將成為移動互聯網全球化的下一個藍海? 集體出海背后有效的商業模式該如何搭建?對此第一財經專訪APUS公司CEO李濤，解讀數據背后的深層次原因。

　　搶灘新興國家市場

　　從2014年開始，東南亞及南亞這個擁有約22億人口的新型市場，互聯網發展實現了跳躍式的增長，也逐漸成為中國互聯網公司搶占的處女地。

　　APUS報告顯示，在全球智能手機普及和增速排行榜中，前五強除巴西全部位于東南亞及南亞(見圖1)，此外這些地區的互聯網流量增速非常顯著，印度、印尼、越南擠進前五。（圖2）

　　圖1：全球智能手機普及增速排行榜

　　圖2：全球移動互聯網流量增速排行榜

　　李濤認為全球互聯網市場分為三個版塊：中國市場、美國市場和中美之外的新興市場國家。“中美兩個成熟市場互聯網用戶已經高度飽和，新增用戶減少，人口紅利消失，而新興市場國家還有超過30億人口的市場空間，擁有巨大人口紅利和市場機會。”李濤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見圖3）

　　圖3：全球智能手機普及增速排行榜

　　東南亞、南亞地區相對落后的經濟發展現狀和互聯網產品的匱乏，為中國互聯網公司復制國內成功經驗創造了條件。“東南亞地區比中國普遍落后兩到三年，而以印度為代表的南亞地區要落后五年左右，某種意義而言，等于從一個勢能高的地方向勢能低的地方俯沖，這就意味著中國互聯網公司已經驗證過的產品、技術經驗在當地更具競爭優勢。”李濤表示。

　　而以巴西為代表的南美洲市場與東南亞國家類似，互聯網發展落后于中美兩到三年，不管是從智能手機普及增速抑或人均APP安裝量而言都表現突出。(見圖4)但巴西的互聯網文化受美國影響，更偏向西方文化，巴西本土扶植互聯網的基金非常少。“美國互聯網公司不太會為巴西本土用戶做定制化的服務。中國的互聯網開發者到巴西的還是不太多，而且就算到了巴西，對本土文化的理解也沒有西方透徹，所以還需要長時間的磨合過程。”李濤表示。

　　圖4：全球人均APP安裝量最多國家排行榜

　　內容、電商、社交、生活服務成為出海新窗口

　　在李濤看來，東南亞及南亞的移動互聯網市場緊跟著中國互聯網的發展速度和節奏在展開，需求也在分時分階段地快速演進。“第一階段以工具和系統平臺類的產品為主，大多用戶為新增智能手機用戶，第一次接觸智能手機并將其視為接入互聯網的連接器。”李濤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不難發現，在中國第一波出海大潮中，工具類、系統化平臺類的應用占據多數，并迅速撈得第一筆金。李濤認為這主要出于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對于不知道如何使用智能手機的新增用戶，自帶瀏覽器、文件管理、游戲中心、應用中心的系統性平臺能夠方便地幫助用戶接入互聯網獲取咨詢和服務。

　　其次由于工具類的應用作為聚合平臺，文化屬性較弱，對語言、文化等要求較低，更容易本地化。同時安卓機尤其是低端安卓機本身卡、慢、死機等痛點問題，需要成熟有效的工具軟件來解決，從而導致系統平臺類的產品在新興市場國家形成第一波移動互聯網的浪潮。

　　但從2016年開始，智能手機開始出現更新換代，在滿足于工具和平臺類產品之外，用戶對增值服務類產品擁有更多需求，包括內容、電子商務、生活服務、社交等。

　　例如在社交層面，東南亞地區的國家大多面積較小，與周邊國家的社交溝通頻次比較高。其次以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為代表的東南亞地區擁有長期使用類似黑莓BBM社交工具的基礎，已經習慣用社交軟件進行溝通交流，譬如印尼是Facebook的第四大市場。

　　新加坡的網絡建設和終端基礎設施較為健全，加入社交的人口密度極高。而其他欠發達地區，由于基礎設施的限制，導致其旺盛的社交需求沒有完全釋放。“移動互聯網時代，他們需要新的本地化的通訊和社交軟件，伴隨基礎設施完善和終端的優化，這些需求會被完全釋放出來。”李濤向第一財經表示。(見圖5)

　　圖5：全球用戶APP類型喜好度排行榜

　　社交之外，電影、音樂、電子書、娛樂等內容類的產品和訂餐、打車等O2O類的產品在東南亞及南亞市場也處于興起狀態。在當地相應的服務也已經開始出現，比如在打車方面東南亞有GrabTaxi這樣的服務，而前不久阿里巴巴投資了東南亞最大的電商平臺Lazada。

　　“對于新興市場國家而言，他們不會像中國市場那樣循序漸進，一定是跳躍式發展，在中國是先有工具類再有內容、娛樂類，然后是電商類，但在這些地區是同步發展。”李濤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出海應注意什么

　　在用戶使用手機設備方面，數據顯示，三星品牌在安卓手機陣營具有壓倒性的優勢，獨占近五成的份額。在國內呈繁榮之勢的國產手機品牌在廣大海外市場卻沒有達到其在國內市場的市場份額和品牌知名度。（見圖6）且從消費機型來看，價格集中于千元機，因此對于出海互聯網公司而言，對三星機的適配，尤其是三星低端機的適配問題值得關注。（見圖7）

　　圖6：全球熱門智能手機廠商排行榜

　　圖7：全球最熱門安卓手機型號排行榜

　　其次，伴隨文化等內容產品的出海，文化差異問題日漸顯現。例如在印度市場，零售和電子商務會面臨很大挑戰，以沃爾瑪、家樂福、麥德龍為代表的零售巨頭進擊印度市場又折戟沉沙。

　　“印度是一個聯邦制國家，每個邦都有自己的法律法規，其次他是一個選票制的國家，當一個企業進入該地，不能推動當地科技經濟發展，不能產生就業或對當地經濟造成很大沖擊，選民自然會通過選票的形式給政府施加壓力，從而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例如印度對于本土零售市場，特別是家庭式零售業政策保護嚴重。”李濤舉例說道。

　　這就對企業出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須了解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法律法規、消費文化取向，結合當地員工和團隊，來對現有的產品做本地化的改造和本地化的定制。

　　而對于文化相近的東南亞地區，同屬東方文化范疇，內容的推進就更容易一些。在李濤的觀察看來，過去幾年中國文化在東南亞地區處于一種強勢地位，一直在做相應的文化輸出。在泰國、緬甸、柬埔寨，甚至越南，當地很多用戶對包青天、還珠格格這樣的角色很熟悉，這些恰恰是中國的影視文化。

　　“在進入這些市場，一定要選擇東南亞用戶比較容易接受的文化，比如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或者是通過我們音視頻作品已經到過的地方，結合這些內容做相應的拓展，會有很大的優勢。”李濤表示。

　　進入海外市場目前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類似APUS的模式，作為創業公司投資當地一些早期公司，在當地設分支，和當地團隊一起培養優化產品。另一種則像阿里巴巴一樣，借助資本優勢，在當地進行大規模的并購或戰略投資。

　　無論哪種模式進入，在商業模式上，李濤認為對于市場而言，一味的只有工具和平臺這類產品，就是無源之水，無米之炊，用戶沒有在這個市場上形成消費，就不大可能會形成現金流的循環，或者說是商業模式的循環。

　　而平臺需要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工具或平臺系統只是用戶接入到互聯網服務的連接器，是一個流量和入口平臺，服務商在上面開展各種服務實現分成，廣告投放、搜索引擎、電商分成、游戲分成、應用分發等都可以成為盈利方式。”李濤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