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研究報告以及政府部門的報告甚至政協委員的提案，紛紛將“首位度”高低作為目標，有希望通過將首位城市規模擴大以提高首位度的，也有提高第二位的次級城市的規模以降低首位度的。這些以首位度的高低作為衡量或者判斷一個城市是不是要擴大或者控制規模的理由，實在是誤讀“首位度”的含義，并由此引出錯誤的結論。20年前我曾寫過一篇短文《走出“首位度”的誤區》發表在《城市規劃》（1999年2期），現在看來是需要再一次澄清了。

一、首位度的概念和作用

城市首位度的概念最早于1939年由馬克·杰斐遜（M.Jefferson）提出，他將一個國家內人口規模第一位城市與第二位城市的人口比值稱為首位度，用來描述一個國家首位城市在全國范圍內發揮影響力的程度。

杰斐遜的研究發現，一個普遍的現象是，一旦一個城市的規模增長到超過國內任何其他城市，這個城市往往會吸走其他城市的各類資源，成為各類頂級產業的最好的市場，這時這個城市就成為國家首位城市。

首位城市的概念引入是為了描述排在第一位的城市要比第二位城市要大得異乎尋常，所以他研究的首位城市被定義為“至少是第二大城市的兩倍，并且其重要性超過兩倍”。

從首位度的定義來看，它是在較為完整的地域（比如國家）城鎮體系中的重要特征之一，城市首位度的高低是當地自然資源稟賦和各個城市經濟發展所決定的，有其一定的必然性。但是并沒有證據表明首位度高低與城鎮體系結構的合理性或經濟是不是發達有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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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首位度的適用范圍和計算方法

第一，城市首位度的計算必須在一個完整的城鎮體系中才具有意義或可比性。最早的城市首位度計算所用的范圍是一個國家的全部城鎮，其后也有學者在區域范圍進行首位度的計算。我國現有關于城市首位度的研究主要也是以省（自治區）為基本空間單元進行計算。當然有些省由于附近有特大城市輻射影響，省域單元城鎮體系并不完整，以其所在的城市群為單元進行統計分析就比較合適。

只有在一個相對完整的區域單元中，首位城市的作用才能與其地位相一致。在中國的省級單元中，有些區域單元與省級行政單元相近或包含在省級行政單元內，比如珠三角城市群就位于廣東省內，在這種情況下按省級行政單元測算首位度的結果和按照區域單元測算的結果基本一致。但有些區域單元則涉及多個省級單元，比如長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在這種情況下，按省級行政單元測算首位度的結果和按照區域單元測算的結果就會存在較大差異，因此不加區別的按行政單元計算首位度是不合理的。例如，以河北省為單元計算以石家莊為首位城市的首位度就沒有意義。同時，首位度不是兩個城市經濟總量之比，更不是首位城市經濟或者人口總量占全區域經濟或人口總量的比重。

第二，首位度計算的是“實體城市”的規模之比，而不是“行政城市（行政區范圍）”的規模之比。雖然都是“城市”兩個字，但人們表達的內容常常不同，有的是指行政范圍的城市，有的是指已經連片建設的實體的城市（我們稱之為中心城區）。我們進行城市規模比較時要分清這兩種情況，否則就會失去可比性。例如河北保定市進行行政區劃調整后，將三個縣改為區，保定市市區人口由原來的105萬人增加到275.9萬人（數據來源：河北經濟年鑒2016）。而實體的城市本身并沒有因此而變化，它也不會立即躋身于接近300萬人口大城市之列。這一點我們不少學者進行中外城市對比時經常混淆，從而得出錯誤的結論。因此計算首位度，采用城市實體集中連片的中心城區范圍內的城市人口數據，才是符合城市首位度的內涵及意義的。

第三，首位度不能層層往下分解。不是說一個區域的城鎮體系算了一個首位度了，還可以把第一級首位城市去掉再從第二位的城市往下用第二位的城市規模去除以第三位的城市規模再計算首位度并依次類推的。當然在一個大系統中還有若干小系統，尤其是距離大系統的首位城市比較遠的區域，小系統還有相對的完整性，在小系統中可以計算首位度，但這樣的首位度和大系統的首位度是不具可比性的。

三、全國部分區域城市首位度特征及相關觀點分析

筆者以中心城區為范圍，統計了部分城市群和部分省域的首位度。資料來源是《城市建設統計年鑒（2016年）》和各市統計年鑒，統計范圍為主城區人口（如重慶按渝中區、江北區、南岸區、九龍坡區、沙坪壩區、大渡口區、北碚區、渝北區、巴南區即通常所稱的“主城九區”統計，北京按東城區、西城區、朝陽區、豐臺區、石景山區、海淀區即首都功能核心區及城市功能拓展區統計）。結果如下：

表一：部分城市群首位度與人均GDP

從表一可以看出，以城市群為單元，人均GDP高的發達地區，有的首位度高，如京津冀城市群（3.09），也有的首位度低如珠三角城市群（1.15）；而人均GDP低的地區，同樣也有首位度高的如關中城市群（4.26）和首位度低的如成渝城市群（1.10）。

表二：部分省域首位度與人均GDP

而從表2可以看出，即便以省域為單元，人均GDP高的發達地區，有首位度高的如湖北（5.75），也有的首位度低如廣東（1.12）、江蘇（1.43）；而人均GDP低的地區，同樣也有首位度高的如云南（5.46）和首位度低的如遼寧（1.52）。

這就說明首位度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之間沒有必然的關聯，通過調節首位度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愿望是難以實現的。

四、結論

城市首位度與區域內部城市間發展的不平衡程度有關，但這個不平衡程度既與資源環境、區位條件等要素有關，也受體制、人文等要素影響，這些多元要素的差異受市場作用的影響，最終表現出首位度這樣一個數值。區域內第一、二位城市規模的差異即首位度與經濟社會發展程度和合理性無關，首位度不能作為衡量城市群結構是否合理的標準，所以也不應以首位度為目標，去確定城市發展戰略。

一個區域內城鎮體系發展戰略，可能是要繼續加強首位城市的影響力，也可能是需要更多地扶持第二位及以下中小城市的發展，但這不應該是以首位度的高低作為理由的。例如重慶直轄以前，四川的首位度是比較低的，而重慶直轄以后以四川省為單元的首位度又非常高了。四川不會因為是不是包含了重慶而改變成都市繼續極化還是相對控制的的發展戰略的。而建立在錯誤的統計區域和統計范圍基礎上，甚至連正確的首位度都得不到。一些地方希望通過行政區劃的調整，擴大首位城市市區范圍來擴大規模、增強首位城市實力，但這只是改變了行政區劃，改變不了中心城區的人口規模，因此也改變不了“首位度”。各地對于中心城市是進一步極化還是采取區域相對均衡的戰略，還是要具體分析，而不是以“首位度”的作為理由或者目標來決策。

首位度高并不等同于首位城市作為區域中心城市的作用發揮得好，低也不一定是發揮得不好。客觀講中心城市的作用也有兩面性，一面是集聚效應或者叫極化效應，它集聚了區域內各種優質資源，各種機會，甚至對其它城市有“掠奪”效應；另一方面是擴散或者叫溢出效應，也可以叫輻射效應，它提供了超出其行政區范圍的優質公共服務，它的基礎設施延伸到區域以外，它的產業轉移或者溢出到了周邊區域。首位城市的區域中心作用增強，其中心城區規模必然會增大，但在以市場為主導進行資源配置的背景下并不排斥第二位城市的規模也在擴大，因此并不一定帶來首位度增加的結果。在自然資源稟賦差距不大的地區，首位度相對不高，反而說明市場的力量在城市發展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大可不必為“首位度”高或不高而焦慮，迷失了發展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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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編輯：竹書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