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善于思辨的哲學家們

也會對一些問題束手無策

例如

如何擺脫掉非清醒狀態下

無法思考的悲觀情緒

尼采叫它睡眠恐懼！

他們中的一些甚至還拒絕過睡覺

然而在大多數人的眼里

沒有什么比哲學讀物更催眠了

我打了個哈欠

你呢？

如果我告訴你我患有一種神經病，其癥狀是每天有八小時或更多的時間會失去對自己各種能力的控制，會與外界完全隔絕，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幻覺和妄想中——比如在斯托克波特火車站被一只大灰熊追趕——你一定會覺得我的狀況非常糟糕。如果我還告訴你這種癥狀還會傳染，你可能就會在祝我好運之后趕緊跟我拜拜。

可這就是睡眠。

它根本就不是病，而是絕大多數人日常生活的必要條件。對于這類普遍現象，人們往往傾向于把它當做理所當然的，睡眠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對于每個人都需要在每天的日常活動之后兩眼一黑、躺上相當長一段時間這種事，誰都不會覺得奇怪。簡言之，我們不覺得睡眠有多古怪，只是因為（幾乎）所有人都要睡覺。而那些沒有“泰利斯氏妄想綜合癥”的人才是真正令人同情的，因為這意味著他們患有慢性失眠癥。

由于所有的動物都要睡覺，我們就認為睡眠是有其生物性目的的，問題在于我們不知道是什么目的。有很多理論試圖解釋這一現象，例如睡眠可以保存能量、促進生長、鞏固記憶，或者讓我們在天黑后長時間潛伏以躲避外界危險等。但這些理論無一不面臨著嚴重的挑戰。上世紀最杰出的學者之一，同時也是快速動眼睡眠（Rapid Eye Mouvement sleep）的發現者之一威廉姆·德門特（William Dement），在經過了五十年的前沿研究后總結道：

“我們需要睡眠的唯一理由其實非常牢靠，那就是我們會犯困，會變得想睡覺。”

犯困的哲學家們

我們很容易理解為什么哲學家們都不愛談論睡眠。如果一個哲學家認為哲學的最終目標應該是達到最徹底的清醒狀態，那么他就很可能把睡眠當做敵人。

在存在主義哲學中，睡眠恐懼（Hypnophobia）就是一個引人注目的主題。尼采曾經以諷刺的口吻寫道：“困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馬上就會安睡。”他自己還嘗試過盡量不睡覺，比如有一次他試著在兩周的時間里每天只睡四小時。

讓-保羅·薩特的小說《惡心》中的反傳統式主人公羅岡丹，也用類似的方式來表達他對自己常去那家咖啡館老板的厭惡之情：

“當這個人獨自待著的時候，他就昏昏欲睡。”

薩特另一部小說中的一個角色也曾驚恐地發現，火車上他對面座位上的人睡著了之后，會像一個沒有生命的物體一樣機械地隨著車廂晃動的節奏左搖右擺。

當看到人的生命在沒有自我意識的狀態下的延續，當看到鮮活的生命進入半死不活的昏沉狀態，我們就會意識到，生命中種種有意識的選擇，其實基于這種無法選擇的自我延續。睡眠不僅會讓人看到人類終極的無力，還讓人意識到在我們的生命中，思想的位置是多么有限。

此外，它還會引發對傳染性的恐懼：一討論睡眠好像就會引人入睡一樣——我們現在一提打哈欠，有百分之五十的讀者就會在十五分鐘內打哈欠。（這是說真的！）

當然，沒有什么理由禁止我們的頭腦去思考它的對立面，也沒有什么理由阻止腦力超群的哲學家們去研究這種定時強制我們進入無法思考之狀態的魔咒。

不過在這方面貢獻良多的其實是物理學家們，因為他們把超群的智力用在研究這種現象本身的性質上，而不去考慮睡眠對他們自己的意識有什么意義。

而哲學家們還得特別去擔心他們自己的作品可能帶來的催眠效果。藉由那些精心設計的論證和不厭其煩修改過的句子，他們希望能夠揭示這個世界最基本的面貌。可事實上哲學作品比漫畫書和八卦雜志更容易讓讀者把世界拋到一邊而去打個小盹。一些更為坦率的哲學家則承認不能抱怨這是把哲學的珍珠扔在昏豬面前（典出《馬太福音》7：6：“不要把圣物給狗，也不要把你們的珍珠丟在豬前，恐怕它踐踏了珍珠，轉過來咬你們。”），因為他們自己也曾經在更偉大的哲學作品面前犯困。

對于笛卡爾來說，停止思考就意味著“我”不再存在，所以睡眠會讓思考停止這種事著實讓人頭疼了：它意味著我們的精神生活不是連續的，而是被這種植物性、器質性的時刻隔斷的。

詹姆斯·希爾（James Hill）在他的文章《睡眠哲學：笛卡爾、洛克與萊布尼茲》中指出，笛卡爾把心靈看做一種實體，因而心靈的活動——也就是思考——必須是連續性的，不能有任何間歇。如果心靈可以一會兒被講師的聲音打斷、一會兒又被鞭子抽醒，它就會被偶然的屬性改變，從而算不上是一種實體。

由此，笛卡爾認為即使在最深的睡眠中我們也不會停止思考。可問題是我們對深層睡眠中的思想沒有任何記憶，這是什么特殊情況么？

約翰·洛克則不這么認為。經驗告訴我們，在睡眠時我們不思考，這就是事實。“每一個盹兒都動搖著笛卡爾的學說。”萊布尼茲則試圖為笛卡爾辯護。

他的論據是后來弗洛伊德理論的雛形：我們在無夢的睡眠中也會思考，只是這些想法都是無意識的，這有點兒像我們不經意地看到什么東西，但并沒有注意到我們看到了什么。我把這場爭論留給讀者去仲裁。

總之，這些理論的不足之處是另一個讓哲學家對睡眠問題望而卻步的原因。

做夢

在哲學中，夢的地位要顯著得多。由于做夢是某種形式的有意識狀態——亞里士多德就承認“靈魂會在睡眠中給出意見”——它就比純粹的打呼嚕高了一個層次。更重要的是，夢境讓我們在哲學意義上對周遭的世界產生了懷疑。

當人做夢的時候，夢境的真實程度可以跟你閱讀這篇文章的體驗（也可能就是打盹兒）相媲美。

笛卡爾在他的《沉思錄》中就寫到：“沒有任何確定的證據可以讓我把清醒狀態和夢境區分開來。”

當然我們可以取巧地回答他說：我們不需要去尋找這種“證據”，因為我們并不據此來判斷自己是睡著了還是醒著。可是我們內心的哲學沖動不會滿足于這種答案，因為它想要（或者裝作想要）或需要（或者看起來需要）找到這樣的確定性，于是我們就得孜孜不倦地投身到對確定性無窮的追問中去。

有一種可能性是：睡夢中那個脆弱的、容易輕信的自己會借由夢境——它好像是由自己又好像不是由自己拼湊起來的——來敘述睡眠中的體驗，來理解當我們的大腦和身體幾乎與外界脫離時到底發生了什么。

為了滿足對意義的極度渴望，人會為某種感覺配上完整的情境，比如為了解釋肢體突然的顫動，我們認為自己是從懸崖上掉下來了。簡言之，我們會為了任何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找到某種意義。

這可能為真實性與合理性之間的關系做了一個有意思的注腳：任何能夠合理化的事情對我們來說就可能是真實的；反過來，任何讓我們覺得是真實的事情，我們都會試圖將它合理化——而且成功率驚人地高。

做夢是一個尤其驚人的例子：在夢境中，我們的心靈會區分出一個試圖將一切都合理化的“我”和一個被合理化的現實——它真實得甚至可以讓我們屏息以待接下來的發展。

本文轉載自譯言（原文題為“Notes Towards a Philosophy of Sleep”）

作者：Raymond Tallis ? ?譯者：toutacoup

歡迎關注微信公眾號：laishuiwo

長按掃描下方二維碼獲得更多睡覺那點事兒咨詢